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柏林谍影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柏林墙脚下。利玛斯明白他在东德一手经营起来的的谍网已彻底破裂。屈辱，挫败，颓唐，凄凉。不甘心就此失败的他，决定最后一搏，加入由英国情报机构策划的行动：深入东德，离间对手。然而，阴谋层层包裹着，一波紧似一波，让人猝不及防。他原本以为可以从寒冷中归来，却一脚踏进了刺骨的严冬 [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 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象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 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象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象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巨头》（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面钟之谜》（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1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伊斯兰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柏林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度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前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 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 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 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 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 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前言]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柏林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1 检查站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2 圆场2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17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 3 堕落 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 4 丽兹 他后来去图书馆工作了。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让他去的，每周四他领失业救济金那天的早上，让他去图书馆工作半天。在这之前，介绍所给他安排的一些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那个工作也不完全适合你，”皮特先生说，“可工资还不错，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工作也很容易。” “什么样的图书馆？”利玛斯问。 “是区里的心理研究图书馆，是捐资兴建起来的。那里的藏书有几千卷，什么样的书都有。有很多书还没有整理，所以需要一个人去帮忙。” 他领了救济金和一张表。皮特又加了一句：“那地方是有点怪，但至少让你有个工作做，是不是？你还是去试着做做看吧。” 皮特也有点怪。利玛斯觉得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他，可能是战时在圆场遇见过他。 那家图书馆像是教堂，里面非常冷。馆里两边各有一台黑色的煤油炉，弄得到处都是一股煤油味。房子中央隔出来一个小房间，像个方木箱似的，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克莱尔小姐。 利玛斯从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女人手下工作。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一点。 “我是新来帮忙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克莱尔小姐从卡片盒中抬起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粗话，瞪着眼说：“帮忙？你是什么意思？帮忙？” “来做助手。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说着把一张油印的表格在台子上推了过去，表格上用斜字体填着他的个人信息。她拿起表格，研究起来。 “你是利玛斯先生。”以此开头，接下来还有很多审讯。 “你在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工作？” “不，我是他们介绍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需要一名助手。” “明白了。”她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接电话后，就和什么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厉害。利玛斯估计通话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是电话拿起来就吵，根本没有先兆。她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开始为音乐会的票子问题争吵着。他听了一两分钟后，离开去了书架那边。他发觉有个姑娘站在书架间的梯子上，正在整理图书。 “我是新来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她从梯子上下来，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 “我叫丽兹·戈尔德。你好，你见过克莱尔小姐了吗？” “是的，她目前正在打电话。” “估计又在和她母亲吵架。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工作吧。” “目前我们把书登记在册，不久前克莱尔小姐启动了重新登录图书的工作。” 她个头高，身材却不太协调，腿长腰也长。为了不显高，她穿着平底的尖头鞋。和她身材一样，她的五官也都是大号的，让人说不准她是美还是相貌平平。利玛斯估计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是个犹太人。 “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查查书在不在架子上，你看，这是书的清单。找到书的话，就用铅笔在新的书目清单上做个记号，再把旧的索引画掉。” “然后呢？” “只有克莱尔小姐才能用钢笔处理书目清单，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克莱尔小姐的规定。你从考古类书籍开始做，可以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他们一起走到另一个由三面书架围成的区域，那里地上放着一只装满卡片的盒子。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她问。 “没有。”他弯下腰，拿起一把卡片理了理。“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是职业介绍所的人。”他又把卡片放了回去。 “克莱尔小姐也是唯一能用钢笔在卡片上写字的人吗？”利玛斯问道。 “是的。” 她走开后，他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本书，看了看扉页。书名是《小亚细亚考古发现》，第四卷。图书馆里好像也只有第四卷。 下午一点，利玛斯觉得饿了，于是走到丽兹工作的地方说：“中饭怎么解决？” “哦，我带了三明治。”她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我们可以分着吃，就是不知道你够不够。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 利玛斯摇了摇头。 “我出去吃，谢谢。我正好要去买点东西。”她看着他推开转门走了出去。 他两点半才回来，身上一股酒味。手上两个袋子，一个装满了蔬菜，另一个装着杂货。他把袋子放到一个角落，又无精打采地开始整理起考古学书籍来。他工作了十分钟后，才察觉到克莱尔小姐正看着他。 “利玛斯先生。”他站在梯子中段，回头俯视着她问： “有事吗？” “你知道那些袋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吗？” “是我的袋子。” “明白了，是你的袋子。”利玛斯等着她的下文。“很遗憾，”她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这里不允许把购物袋带进图书馆。” “我还能放在哪里？除了这里，我没地方放它们。” “不许放在图书馆里。”她一本正经地说。利玛斯不睬她，继续整理考古学书籍。 “正常情况下，”克莱尔小姐接着说，“中午吃饭时间里，你是没时间去采购的。我们都做不到，戈尔德小姐和我都没有时间去买东西。” “那你多花半小时不就可以了？”利玛斯问道，“那样就来得及了。如果工作做不完，晚上加半小时班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 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很显然是在考虑怎么回答。最后，她宣称：“我要去和‘铁边’先生谈谈这个问题。”说完就走了。 五点半整，克莱尔小姐穿上外套，故意只说了一句“晚安，戈尔德小姐”就离开了。利玛斯估计她为两个购物袋的事郁闷了一个下午。他走到旁边的架子边，丽兹·戈尔德正坐在梯子下沿，读着一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当她看到利玛斯过来时，有点歉疚地把小册子放进她的手提包里，站了起来。 “谁是‘铁边’先生？”利玛斯问她。 “我想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她回答说，“她答不上话的时候，总是那样说。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个什么人，她装得神神秘秘的，要我别管。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克莱尔小姐还真有一套。”利玛斯说。丽兹·戈尔德露出了微笑。 六点的时候她锁上门，把钥匙给了看门人。看门人的年纪很大了，据丽兹说，一战中他怕德国人袭击而整夜不睡，结果落下了战斗疲劳症。外面非常冷。 “回家的路远吗？”利玛斯问。 “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我都是走回去的。你呢？” “不太远，”利玛斯说，“晚安。” 他慢慢地走回住处，进门后转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不亮。他又去开微型厨房里的灯以及床边的电取暖器，都没有反应。门口垫子上有封信，他捡起信，借着楼道上昏暗的灯光看了起来。那是电力公司地区经理来的信，说他有九镑四先令的电费没有付清，很遗憾必须断他的电。 他成了克莱尔小姐的眼中钉，而她就喜欢和别人过不去。她有时训斥他，有时冷落他。每当利玛斯走近她时，她就浑身发抖，左顾右盼，像是要找自卫武器，或是寻找逃跑路线似的。如果利玛斯无意中把外套挂到了她自认为专有的衣架上，她就变得义愤填膺，站在衣架前发抖足有五分钟，直到丽兹看到她那样，把利玛斯叫来为止。利玛斯就走到她身边问： “克莱尔小姐，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她咬着牙说，“什么事都没有。” “是我外套的问题吗？” “没什么。” “那就好。”他说完就回到了书架边上。她那天一直都在颤抖，压低声音打了半个上午的电话。 “她在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丽兹说，“她什么都要告诉她妈妈，也经常在电话里谈论我。” 克莱尔小姐对利玛斯如此痛恨，以至于她觉得简直没法和他说话。有天他吃中饭回来，在他工作梯的第三格上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他拿着那只装钱的信封，第一次主动走到她面前说：“克莱尔小姐，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她在那里不停地颤抖，两眼乱转，胡乱地摆弄着手中的铅笔，直到利玛斯离开。随后的几小时里她又鬼鬼祟祟地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利玛斯在图书馆工作三周后的一天，丽兹请他去吃晚饭。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装着心血来潮的样子请利玛斯去的。她似乎知道，如果请他明后天去吃饭的话，他可能会忘记。所以她在五点的时候问他，利玛斯开始好像还不太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她的邀请。 他们在雨中走到她的公寓。欧洲的城市风格差别不大，让人分不清这里是伦敦还是柏林。石头铺成的路上，积水中有光怪陆离的倒影，车辆在潮湿的街道上沉闷地行驶着。 有了第一次，以后利玛斯就经常去她住处吃饭了。她叫他去，他就去，她经常请他去。他的话一直很少。她知道利玛斯肯来吃饭后，常常在早上去图书馆上班前就把餐桌布置好，有时候把蔬菜也事先准备好，还准备好餐桌上的烛台—她喜欢烛光。她知道利玛斯肯定是个有很多隐情的人，预感到利玛斯有一天会因为某种她不知道的原因不辞而别，并且会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试图把她的感觉告诉他，有天晚上她说： “你想走就走，我不会缠着你，阿历克。”他那棕色的眼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走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他说。 她的公寓是带厨房的一室一厅。厅里有两把扶手椅和一个长沙发，还有一只放满平价书的书橱。都是些经典名著，她也从没有读过。 晚饭后，她就和他聊天，他则躺在长沙发上抽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听进多少，她也并不在意。她会跪坐在沙发边，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和他说话。 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阿历克，你有什么信仰吗？不要笑—告诉我。”她等他回答。 他终于开口了：“我相信：去市中心要乘11路公交车，并且不相信开车的人是上帝。” 她像是认真地思索着，最后她又问：“那你到底相信什么呢？” 利玛斯耸了耸肩。 “你肯定相信什么吧。”她坚持地问道，“比如说上帝，我知道你有信仰的，阿历克。你有时候的神情给人的印象是，你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就像传教士那样。阿历克，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 他摇了摇头。 “对不起，丽兹。你搞错了。我不喜欢美国人和公立学校。我也不喜欢那些阅兵队列，和那些参加阅兵式的士兵。”接着他认真起来，加了一句，“我还不喜欢谈论人生。” “可是，阿历克，你还不如说……” “我应该再加一句，”利玛斯打断她的话，“我不喜欢别人教导我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她知道他快要生气了，可她还是忍不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那是因为你不想思考问题，你不敢去思索。你的脑子中毒了，有着太多的仇恨。阿历克，你其实是个狂热的信徒，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当然你并不想把你的狂热传染给别人，那样反而对你更不利。你很像一个发誓要复仇或者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棕色的眼睛盯着她，利玛斯开口说话时，她被他的语气吓坏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生硬地说，“我就不管别人的闲事。” 接着他又露出微笑，那种坏坏的笑。他以前没有这样笑过，丽兹知道他是在施展他的魅力。 “那我们丽兹相信什么呢？”他问。 丽兹回答道：“我不是好糊弄的，阿历克。” 后来有天晚上，他们又谈起信仰问题。那是利玛斯先开的头，他问丽兹是不是信上帝。 “你误解我了。”她说，“全错了，我不相信上帝。” “那你相信什么？” “历史。”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会儿，笑了起来。 “哦，丽兹，哦，不。你难道是个共产主义者？”她点了点头，听到他的笑声，她像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她有点生气，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并不在意这一点。 那天晚上，她让他留下来过夜，他们成了情侣。他早上五点就离开了她的住处，对此她能理解。她倒是觉得很自豪，而他似乎还有点难为情。 他离开她的住处后，转向通往公园的路。晨雾中，十几米外的路上有个人影。那是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又矮又胖。那人靠在公园的栏杆上，雾中的身影有点朦胧。等利玛斯走近时，雾好像更浓了，包裹着栏杆处的那个男人。浓雾散后，那个男人不见了。 5 赊账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他没有来图书馆。克莱尔小姐开心了，她十一点半不到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她的母亲。中午吃饭回来，她在利玛斯一直整理的考古学书架前站下，摆出一副特别专心的样子，看着那些书。丽兹知道她是摆出一副检查利玛斯有没有偷书的架势给人看。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丽兹一直不搭理她，对她的问话装作没听见，尽力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下班回家后，她是和着眼泪入睡的。 第二天她一早就到了图书馆，觉得她要是能早点上班，也许利玛斯就能出现似的。随着上午时间的流逝，她的希望逐渐破灭。她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那天她忘了给自己准备三明治当午餐，所以决定乘车去外面吃饭。她觉得人很空虚难受，并不觉得饿。她应该去找他吗？可她保证过不缠着他的。但是，他也说过走时会通知她的啊。她应该去找他吗？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她费劲地走上那昏暗的楼梯，按下他房间的门铃。门铃好像已经坏了，她根本没有听到铃声响起。门口的脚垫上放着三瓶牛奶和一封电力公司寄来的信。她犹豫了一会儿，开始用力地敲门。她听到房里有轻微的哼声，于是跑到楼下，按下面住户的门铃。没有听到回音，她马上又下了一楼，发现自己到了一家杂货店的后间。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妇人，在椅子上摇来摇去。 “顶层房子里，”她喊道，“有人病得很厉害，谁有房间钥匙？” 老妇人看了她一会儿，朝前面店里叫道：“亚瑟，过来一下，亚瑟，这里有个姑娘。” 一个男人穿着棕色的工作服，戴着灰色的软毡帽，伸头进来问：“有姑娘？” “顶层房子里有人得了重病，”丽兹说，“他无法走过来开门，你有他房间的钥匙吗？” “没有。”杂货商说，“不过我有榔头。”他们一起向楼上跑去，杂货商还戴着毡帽，手上拿着一把大螺丝刀和一把榔头。他用力地敲门，接着屏着呼吸听门里的声音，门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刚才还听到里面有呻吟的，我能肯定。”丽兹低声说。 “我把门砸开，你愿意负责修理费吗？” “我愿意付。” 榔头发出可怕的声音，砸了三下，他就把门边的一块板敲开，门锁也跟着掉了下来。丽兹抢先进了门，杂货商也跟了进去。房间里冰凉刺骨，暗淡的光线中，他们依稀看到角落的床上有个人影。 “哦，我的天哪。”丽兹想，“如果他死了，我可不敢碰他。”她还是走到他的床前，发现他还活着。她拉开窗帘，走到床边跪下。 “需要的时候我会去叫你，谢谢你。”她头也没回说道，杂货商点了点头下楼去了。 “阿历克，怎么啦？怎么会生病的？怎么啦，阿历克？” 他的头在枕头上动了动，深凹的眼睛紧闭着。苍白的脸上，黑色的胡子很长。 “阿历克，你一定要告诉我。求你了，阿历克。”她把他的双手放在手心，泪水不停地从脸上滑落。她急得不知所措，最后站起身来，跑到房里的小厨房，开始点火烧水。她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才好。水一开始烧，她就拎起手提包，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利玛斯的房门钥匙，冲下楼去。她一口气跑到街上，奔向路对面的药店。她在那里买了一些牛蹄冻、牛肉精之类的补品，还有一瓶阿司匹林。出了药店门，她又跑回去买了一包面包干。总共花了她六先令，她包里还剩四个先令，邮政银行里还有十一镑呢。不过银行里的钱，今天取不出来了。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水壶里的水正好开。 她在玻璃杯里冲了牛肉汤，为了防止玻璃杯炸裂，她先在杯子里放了一把调羹，这些都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那段时间里，她不停地回头看他，像是怕他突然死掉一样。 她必须把他扶坐起来才能让他喝汤。他的房里只有一个枕头，也没有靠垫什么的。她只好从门后把他的外套取来，卷起来垫到他的背后。碰到他的身体时，她觉得很恐惧。他的身上都是汗，汗水还打湿了他刚开始变灰的短发，变得滑溜溜的。她把杯子放在床边，用一只手扶着他的头，用另一只手喂他喝汤。喂他喝了几口后，她把两片阿司匹林碾碎，放在调羹里给他喂下。她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坐在床边看着他，时而摸摸他的头和脸，一遍又一遍地叫他的名字：“阿历克，阿历克。” 慢慢地，他的呼吸变得平稳起来，身体也不再紧绷着，从发烧的苦痛中解脱出来，安静地睡着了。丽兹看着他，知道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这时她才突然察觉到天已经黑了。 接着她开始有点自责，她觉得早就应该去整理打扫房间。她于是跳起身来，从厨房里拿来地毯刷和抹布，卖力地干了起来。她找出一块干净的桌布，铺在床边的桌子上。把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杯碟都洗干净。事情都做完后，她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半了。她又开始点火烧水，接着回到床前。利玛斯正看着她。 “阿历克，你不要生气，求你了，”她说，“我这就走，我保证。但先让我给你烧一顿像样的晚饭。你病了，你不能这样下去，你……哦，阿历克。”她忍不住哭了起来。用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间渗出，哭得像个孩子。他让她哭，用他那棕色的眼睛看着她，而他的手却紧握着床单。 她帮他擦洗、剃须，给他的床换上干净些的床单。让他吃了一些牛蹄冻和外面买来的罐头鸡脯肉。她坐在床边，看着他吃，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 很快他又睡着了。她给他盖好被单，走到窗前。分开破旧的窗帘，推上窗扉，向外望去。院子里还有两扇窗户亮着灯。有扇窗里闪动着电视机的蓝光，电视机前的几个人像着魔似的一动不动。另扇窗里有个很年轻的女人，正在用卷发器给自己卷头发。丽兹触景生情，真想大哭一场。 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醒，觉得很冷，身体僵硬。她走到床前看着利玛斯的时候，他惊醒了。她把指尖放在他的嘴唇上，他没有睁开眼，而是温柔地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上。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他，想不顾一切地拥有他。她不停地亲吻他，等她抬起头来时，看见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 以后的六天里，她每天都来。他很少和她说话，只是有一次当她问他是否爱她时，他说他不相信神话。她躺在床上，头枕在他的胸上，有时他会用粗壮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头发，那时丽兹会笑着叫痛。周五晚上，她发现他穿上了出门的衣服，胡子没有刮，她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不刮胡子。也说不出为什么，她突然警觉起来。房子里少了一些小东西—他的钟和本来放在桌子上的廉价无线收音机不见了。她想问他，却又没敢问。那天她带来了一些鸡蛋和火腿，她在做晚餐的时候，利玛斯坐在床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饭做好后，他去厨房拿来了一瓶红酒。 他晚餐的时候很少说话。她看着他，心中的担忧越来越深，终于忍不住喊道：“阿历克……哦，阿历克，这算什么？是不是要分手了？” 他站起来，拉着她的双手，用从未有过的方式亲吻着她，温柔地和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对他说的事情几乎听不明白，也没有认真去听。她想既然要分手，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再见，丽兹，”他说，“再见。”接着一句：“不要跟着我，不许再找我。” 丽兹点了点头，低声说：“我们说好的。”她要感谢黑夜和寒冷，它们掩藏了她的泪水。 第二天早上，周六，利玛斯要杂货商赊账。他要求人家赊账的方式很笨，一点也不讲究提要求的技巧。他拿了六七样东西，总价值不超过一镑。店员把东西包好放进他的购物袋后，他说：“你还是过几天把账单送给我吧。” 杂货商费劲地挤出一丝笑容说：“那样恐怕不行。”说话中对他的称呼也省了。 “为什么不行？”利玛斯问，他身后排队等待结账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不认识你。”杂货商说。 “别犯傻了。”利玛斯说，“我来这里买东西有四个月了。”杂货商的脸色变了。 “没有银行的信用咨询，我们不能赊账。”那人说。这时，利玛斯开始发脾气了。 “你别胡说八道，”他喊道，“至少一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连银行的门都没有进过，根本就没有什么银行信誉担保。”听他这样说，旁边的人对他都很气愤，尽管他说的是事实。 “我不认识你，”杂货商不客气地说，“我也不喜欢你。你现在就滚出我的店。”边说边去抢利玛斯手上紧握的购物袋。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人们的说法就有分歧了。有人说，杂货商为了夺回袋子，推了利玛斯，有人说没有推。反正不管推了没有，利玛斯确实打了人。很多人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右手还拿着购物袋。他好像没有用拳头，而是用左手掌斩了过去，非常地迅速。左手肘跟着击中，杂货商马上像个木头一样倒下不动了。后来法庭上认定杂货商受了两处伤，并且被告也没有否认。第一下打得杂货商颧骨骨折，第二下使他下巴脱臼。报纸对这个案子报道得够详细，但也没有过分渲染。 6 接触 夜里他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听着犯人们发出的声音。有个年纪很轻的犯人在抽泣；一个老犯人敲着饭盒，唱歌打发时间。每唱一句，一个看守就叫喊，“闭嘴，乔治，你这个讨厌的浑蛋。”可是，没有人理他。还有个爱尔兰人在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可大家都说他是犯强奸罪进来的。 利玛斯坐牢期间，白天尽可能多地锻炼身体，希望晚上能睡得好点，不过作用不大。到了晚上，你才切身感到身陷牢狱之痛，空虚的黑夜里，身处可怕的囚室，你很难再自我欺骗。周围是挥之不散的监狱气味—囚服的味道和监狱厕所发出的刺鼻气味。犯人们的吵闹声也一直不断。夜晚是犯人最感屈辱难过的时候，对利玛斯来说，是他最想在阳光下的伦敦公园里散步的时候。那时候他对关着他的丑陋铁栏非常仇视，恨不能用手把铁栏拉开，砸碎看守的头，走向自由，走向伦敦的自由空间。有时他会想起丽兹，他只让丽兹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用很少时间回味抚摸她颀长身体的感觉，然后就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利玛斯不是那种习惯于生活在梦境中的人。 他藐视他的狱友，而狱友们则痛恨他。他们恨他的原因是：他能对人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感觉，这是坐牢的人非常向往而很难做到的。他把自己个性的一部分隐藏得很好，谈论情人、家庭和孩子那些话题时，他也不会感情外露。狱友们不了解利玛斯，他们想慢慢地探究他，可就是不成功。一般来说，新犯人分为两类：有人在耻辱、恐惧和震惊中，逐渐了解监狱的生活方式。有人关进来后，就编些拙劣的故事，让自己尽快地和同狱犯们熟悉起来。利玛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讨好别的犯人，也不招惹他们。而犯人们都恨他，觉得像被社会抛弃一样，他也不需要他们。过了大约十天，犯人们就受够了他，觉得要给他做做规矩才行。于是他们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开始“夹击”他。所谓的“夹击”是监狱犯人惯用的手法，据说起源于18世纪把人推来推去的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事件弄得很像是场意外事故，在这过程中把受害人的餐盘打翻，把饭菜扣到囚服上。那天利玛斯被人从边上推了一把，另一边的人抬手把他的餐盘打翻到他身上，就那么简单。利玛斯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边上的两个人。随后看守对他的臭骂，他也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尽管那名看守明知道是别人在作弄他。 四天以后，他们在监狱的花园里用锄头干活。他双手握锄，锄把横在胸前，把端离右手有六英寸远。忽然，他好像要摔倒似的。就在他跨出一步保持身体平衡时，他右边的犯人突然双手捧腹惨叫一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人敢“夹击”他了。 让犯人们觉得最奇怪的是他离开时的那个棕色纸袋。说起来有点荒唐，对犯人来说，棕色纸袋就像婚礼上要用戒指来见证一样，它是犯人回归社会的象征。出狱时，看守把棕色纸袋交给利玛斯，让他签收，纸袋里装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利玛斯觉得那一刻是他三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感到受辱的，他打定主意：一出狱门就把那个纸袋扔掉。 他在狱中算是个安分的人，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监狱长对他的案子有一点点兴趣，私下里把利玛斯的犯罪行为归结于爱尔兰人的急脾气，发誓说他能肯定利玛斯有爱尔兰血统。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出狱以后干什么？”利玛斯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对监狱长说，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监狱长说，那样就太好了。 “你家里人怎么样了？”他问，“你还能和老婆复婚吗？” “试试吧。”利玛斯心不在焉地答道，“不过她已经再婚了。” 保释官要利玛斯去一家精神病院当男护士，利玛斯同意去申请一下。他甚至把精神病院的地址和乘车时间都记下了。 “现在的火车很多都电气化了，很快就能到那里。”保释官又加了一句。利玛斯说那倒不错。然后他们把纸袋给他，他就离开了监狱。他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接着开始步行。他口袋里还有一些小钱，他想先去吃顿像样的晚饭。他走过几家公园，穿过几个广场，找到一家大点的饭馆，进去点了份六先令的牛排。 那天的伦敦很美，正是晚春时节，公园里盛开着番红花和黄水仙。南边吹来清新的空气，让他愿意在路上逛一整天。可他还带着那个一定要扔掉的口袋。问题是垃圾桶的入口太小，他很荒唐地想把纸袋塞进垃圾桶，可没塞进去。他想到还是要留几件东西，就是那些皱巴巴的纸头，放在一个邮局的牛皮纸信封里—保险卡、驾照和他的E.93。可是他突然又不想费这个事了。于是在小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把纸袋放在一边。接着人移开，离纸袋更远一点。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往回走，把纸袋留在了长凳上。他没走多远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什么。他转身，转得有点急，看到一个穿军用风衣的男人在叫他，手里举着那个棕色的纸袋。 利玛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没有往回走，只是扭头看着那个穿风衣的男人。那人犹豫了一下，很显然是等着利玛斯回去拿，至少对他手上的东西有些反应。可利玛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反而耸了耸肩，继续往前走。他又听到那人喊了一声，他没有理睬，但知道那人追了上来。他听到了那人在石子路上小跑的脚步声，很快又一个声音响起，有点气喘，有点气恼。 “喂，你，说你呢。”男人赶到的时候，利玛斯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 “什么事？” “这是你的纸袋没错吧？你忘在那边位子上了。刚才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那人是个大个子，一头棕色的卷发，穿着淡绿色的衬衫，打着橙色的领带。利玛斯估摸这个人脾气急，有点娘娘腔，像是个学校校长，或是改行经营底层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眼光不锐利。 “你可以把它放回去，”利玛斯说，“那东西我不要了。” 那人火气大了起来。 “你不能把它放在那里，”他说，“你这是乱扔垃圾的行为。” “我愿意，怎么啦？”利玛斯反驳说，“说不定有人还觉得那东西有用呢。”他想继续往前走，那人站在前面挡住他，双手捧着纸袋，像抱孩子一样。“别挡路，”利玛斯说，“让开行吗？” “你看，”那个陌生人提高了声调说，“我刚才是好心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 “如果你热心帮我，”利玛斯说，“你又何必跟在我后面跟了半小时？” 利玛斯想，这个人算有点本事了。还没退缩，不过心里肯定有些发抖了。 “我是看你像我在柏林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所以你就跟踪我半小时？” 利玛斯语调里的讽刺意味很浓，他那棕色的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的脸。 “哪有半小时，我就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你，以为你是阿历克·利玛斯，我曾向那个人借过一些钱。我以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柏林站工作，那时候向他借了一点钱。我有良心，一直记着要还钱，所以才跟过来看看你，就想证实一下。” 利玛斯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觉得对方事情做得不算很漂亮，不过也还过得去。对方编的故事不太可信，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在利玛斯不配合的情况下，能演完这场戏就行。 “我是利玛斯，”他最后说，“你到底是谁？” 他说他叫阿什，什么的“什”，他很快地加了一句说。利玛斯知道那是他编出来的假名。在一起吃午饭时，他装作不太相信利玛斯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利玛斯，因此还查看了利玛斯在棕色纸袋里的国民保险卡，让利玛斯觉得这个娘娘腔很是可笑。阿什点菜的时候，对价格显得很不在意。他们喝高档的红酒，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利玛斯开始的时候一直坚持说他不记得阿什，阿什说他对此觉得很吃惊。他用一种很受伤的语调对利玛斯说，他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聚会地点是德里克·威廉姆斯在库达姆的住处（这点他说准了）。那次去了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他问阿历克想起来了吗？利玛斯说没有，想不起来。那好，又问他记不记得《观察家报》的德里克·威廉姆斯，那个在家里提供美味比萨给聚会者吃的好人？利玛斯说他经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谈了很多，发了很多感慨……阿什说别人也叫他比尔，那是他的教名昵称。说他对过去很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喝了不少酒，威士忌、白兰地和薄荷甜酒混着喝，两人都有点醉意了。阿什又说，那时候德里克还给他们找了不少漂亮姑娘，都是从那家有名的夜总会找来的，问阿历克还记不记得。利玛斯说好像有点想起来了，让比尔继续说下去。 比尔还真的继续编故事给利玛斯听，谎话也说得很动听。他稍微提了一点找女人玩的事情，说他们在聚会后同三个女孩子一起去了夜总会。说阿历克那时是领馆的工作人员，那次比尔没带钱，后来是阿历克帮他付的钱。那天比尔要带个姑娘回家过夜，利玛斯就又给了他十镑…… “天哪。”利玛斯说，“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想起来的。”阿什开心地说，又对面前的利玛斯点着头说，“你看，这事很有意思吧，我们要再接再厉啊。” 有种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就是得寸进尺，别人退让他就变本加厉，别人强硬他就退缩，阿什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他做人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偏好，常常是人云亦云。他这种人喜欢追逐流行、自命风雅。听到什么惨剧发生，一定会表现出非常的同情；听到什么恶行，一定会表现得十分愤慨。利玛斯对眼下扮演的被动角色很不满，于是不断地逗弄阿什。谈话中，利玛斯经常把阿什弄得难以自圆其说、狼狈不堪。他有时显得很无赖、很固执，有意让他们的交谈几乎继续不下去。他们附近的餐桌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愁眉苦脸地读着一本有关球状轴承制造的书。那人如果在听他们谈话，一定会认为利玛斯是个虐待狂；如果那人更聪明一点的话，就会知道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忍受利玛斯的冷嘲热讽。 他们结账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了。利玛斯坚持要各付各的，阿什却坚决不肯。阿什付完账后，还开了张支票给利玛斯，说是还他的钱。 “二十整。”他说着填上了支票日期。 接着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利玛斯，很开心的样子。 “我说，给你支票没问题吧？” 利玛斯有点难为情地说：“我目前还没有银行户头，我刚从国外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办。最好我拿支票去你的开户银行取现金。” “我亲爱的朋友，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个问题。这样的话，你要走很远的路去银行兑钱了。”利玛斯耸了耸肩，阿什笑了起来。他们约好第二天还在这里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那时候阿什带现金来。 阿什在街角叫了出租车，利玛斯一直目送他离开。他这才看了看手表，正好是下午四点。他估计还有人跟着他，就走了一段路后，去一家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去书店逛了逛，在报栏前看了看晚报。然后好像心血来潮似的，在一辆公共汽车关门前突然跳了上去。路上车很多，他就下车钻进了地铁站。买了一张六分的地铁票，上了地铁最后一节车厢。乘了一站，他下车换乘另一列地铁。等他出地铁站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外面很冷。地铁站前有辆面包车等着，司机已经睡着了。利玛斯看了看车牌，走到车窗边问了一句： “你是克莱门茨来的吗？”那司机突然醒了，反问他： “你是汤姆斯先生？” “不是。”利玛斯答道，“汤姆斯没有来，我是从汉斯罗来的爱密斯。” “上车吧，爱密斯先生。”司机说着打开了车门。他们向西边开去，司机对路很熟。 头儿前来开门。 “乔治·史迈利出去了，”他说，“我借他的房子用一用。进来吧。”头儿等到利玛斯进门，把门关上后才打开里面的电灯。 “吃完午饭就没人跟着我了。”利玛斯说。他们走进一个小会客厅，那里有很多书。房间不错，丝毫没有压抑感，有着18世纪的装饰风格，落地窗和壁炉都不错。 “他们今天早上找上了我，是个叫阿什的男人。”他点了一支烟，“是个娘娘腔。我们约好明天再见面。” 头儿认真地听利玛斯讲，从打杂货商那天起，到今天早上遇见阿什的经历，利玛斯作了详细的介绍。 “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头儿问他，口气像是利玛斯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一样，“当然，我们很抱歉，没有办法让监狱优待你，想让你稍微舒服一些，可没法做到。” “没有什么。” “做事就是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既然开了头，就只有干下去。我知道你还生了一场病，我很抱歉。那时你得了什么病？” “发烧而已。” “多长时间不能起床？” “十天左右。” “真是太不幸了。而且还没有照顾你。” 他们长时间地沉默。 “你知道她是党员吧？”头儿平静地问他。 “知道。”利玛斯回答说。又是一阵沉默。“我不想把她牵涉进来。” “为什么要把她牵涉进来？”头儿严厉地说，不过他很快就回到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谁说要把她牵涉进来？” “没人说过。”利玛斯答道，“我只是把话说在前面。我知道这种事有很多特别行动要采取，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存在，阴错阳差的事情也很多，我不想她卷进来。” “是啊，是啊。” “职业介绍所的那个皮特是什么人？二战时期他在圆场工作过吧？” “我没听过那个名字。你说那人叫皮特？” “是的。” “没这个人，没有。你是说他在职业介绍所工作？” “哦，算了吧。”利玛斯低声咕哝了一句。 “不好意思，”头儿说着站起身来，“我也算这里的主人，却忘了招待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想今天夜里就离开这里。头儿，我想去乡下活动一下筋骨。可以吗？” “我已经把车安排好了。”他说，“你明天什么时候和阿什碰头？是一点钟吗？” “是的。” “我叫人安排你去打壁球，你最好去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上次的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病就算了。” “随便你。” 头儿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开始悠闲地看起房里书架上有什么书来。 “史迈利怎么不在？”利玛斯问。 “他不喜欢这次行动。”头儿淡淡地说，“他觉得没意思。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行动很有必要，可他不想参与。他的毛病—”头儿带着古怪的微笑接着说，“又发了。” “他以前就对我这次行动不太热心。” “没错，他不想参与。可他把蒙特的情况和背景资料都给了你，对吧？” “是的。” “蒙特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头儿说，“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工。” “史迈利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吗？真实意图知道吗？” 头儿点了点头，喝了一口威士忌。 “知道了还是不喜欢这次行动？” “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他就像一名厌倦了血腥的外科医生。事情只要有人干，他就满足了。” “告诉我，”利玛斯接着问，“你怎么知道这次我们能达到行动目标？你怎么知道要和东德的特工而不是捷克或者俄国的情报人员去打交道？” “你放心吧，”头儿有点自负地说，“我们都有安排了。” 他们走到门口时，头儿把手轻轻地放在利玛斯的肩上。 “这是你最后一次行动，”他说，“然后你就彻底摆脱了。关于那个姑娘的问题—你要我们给她一些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吗？” “等这件事结束了，我自己去处理吧。” “好的，现在还不是帮她的时候。” “没人去打扰她就行，”利玛斯又加重语气说，“我就是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我不想给她的生活留下污点，我要她忘了这一切。” 他对头儿点了点头，悄悄地掩入夜色，进入寒冷之中。 7 基沃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第二天，利玛斯比约好和阿什吃午饭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浑身都是酒气。阿什看到他来还是很兴奋。他说他也刚到，之前去银行耽搁了一会儿。他递给利玛斯一个信封。 “都是一镑的票子，”阿什说，“用起来方便些。” “谢谢。”利玛斯答道，“让我们一起喝一杯。”他没刮胡子，身上的衬衫一股怪味。他叫来侍者，给自己点了大杯的威士忌，给阿什点了粉红杜松子酒。酒送来后，利玛斯颤抖着给酒里加苏打水，差点把酒倒得溢出来。 他们一起吃了午饭，喝了很多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利玛斯让对方多谈他自己的情况，这样做虽然不是什么新招式，但还是很有效。 “老实说，我最近碰到一件大好事。”阿什说，“我帮国外的通讯社做自由撰稿人。我从柏林回来初期，工作不太顺利。公司没有和我续签工作合同，我只有去帮人管理一家糖果店，主要为老头老太服务，没意思。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怕了。后来那家店受罢工影响而关门，我才摆脱了。接着我在母亲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开一家古董店，幸好店的生意还很不错。不久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信，那人叫山姆·基沃。他那时开始经营一家小型通讯社，专门向国外报纸提供英国生活方面的稿件。你知道，就是那些花边新闻之类的东西。山姆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把英文稿翻译成外文后才卖出去，这就不一样了。有人会说，国外的报纸不也可以请人翻译吗？可是如果你是报纸的编辑的话，需要稿子的时候根本不愿意花钱去找人来翻译。山姆的诀窍是直接同编辑建立联系。为此，他在欧洲到处跑，像个吉普赛人似的。尽管辛苦，回报却很高。” 阿什停了一下，等着利玛斯接上话头，能谈谈他的情况。利玛斯继续装糊涂，无精打采地点点头说：“很好啊。”阿什想要点葡萄酒，利玛斯说只喝威士忌。饭后咖啡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喝了四大杯威士忌。他看上去很糟糕，和大部分酒鬼一样，他喝酒前总是把嘴凑到酒杯边上，像是怕酒洒了似的。 阿什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认识山姆吧？”他问。 “山姆？” 阿什的口气有点恼怒。 “山姆·基沃，我的老板。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人。” “他以前也在柏林吗？” “不，他会说德语，但从没有在柏林住过。他曾在波恩做过自由撰稿人之类的工作。说不定你以前见过他呢。很不错的一个人。” “不会吧。”停顿了一会儿。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老朋友？”阿什问。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我被打入了冷宫，”他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傻傻地笑了笑，“被贬到冷宫里了。” “我忘了你在柏林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那些神秘的‘冷战’斗士中的一员吗？”我的天哪，利玛斯想，问话开始升级了。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脸有点红，接着粗鲁地说：“帮美国佬跑腿，很多人都那样的。” “我说，”阿什装着经过慎重考虑过的一样，“你应该去见见山姆，你会喜欢他的。”说到这里，他突然问：“对了，阿历克，我还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你不会知道的。”利玛斯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朋友。不过你到底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这一带，不太固定。我没有工作，那帮浑蛋不肯给我足额的养老金。” 阿什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啊，阿历克，那真是太糟糕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样吧，你先住到我那里去吧。我住的地方虽然不大，却还有一间空房间。不过里面只有简单的床铺，你不在意就行。你总不能住在树林里吧，老朋友！” “我倒不太觉得有什么。”利玛斯边说边拍了拍口袋里那只装钱的信封。“我要去找个工作，”像是下了决心似的点点头，“给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会好起来的。” “你要找什么工作？” “哦，我不知道，做什么都行。” “可你不能这样露宿街头啊，阿历克。我记得你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很多工作你都可以做的。” “我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我为一家美国人的狗屁公司卖过百科全书，我在一家精神病书籍图书馆帮人整理，还在一家臭烘烘的胶水厂里上过班。我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阿什，而是低头看着桌面。恼怒中他说话很快。阿什凑过身来看着他，带着一些胜利的感觉，加重口气说了起来。 “阿历克，你需要关系，明白吗？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我自己也曾活得很狼狈。这时候最需要有人帮你。我不知道你以前在柏林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想你在那里做的工作不能让你建立很多关系，是不是？如果我没有在五年前遇到山姆的话，我今天也还过着穷日子。阿历克，你搬到我那里先住一两个星期吧。我去问问山姆和其他以前在柏林的朋友，他们要是在的话，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可我不会写稿子啊。”利玛斯说，“我什么都不会写。”阿什把手放在利玛斯的手臂上。“好了，你别急，”他用安慰地口气说，“事情一件一件地解决。你的东西在哪里？” “什么东西？” “你的东西：衣服、包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只剩下一个纸袋。” “什么纸袋？” “那个你在公园里捡起来的棕色纸袋，也就是我想扔掉的东西。” 阿什在海豚广场有一所公寓。和利玛斯想象的一样，公寓不大，里面放着一些临时准备的德国工艺品：一些啤酒杯、农夫用的烟斗和几个低档的宁芬堡陶器。 “我周末的时候住在我母亲家，”他说，“平时住在这里，这样方便一些。”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重视这里。他们在小客厅里，把行军床支好。这时候已经四点半了。 “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利玛斯问。 “哦，大概一年左右吧。” “这样的房子很容易租到吗？” “这样房子的房客流动性很大。要租房的时候，你去登记一下，有房子空出来他们会电话通知你，一点也不难。” 阿什准备了茶。两人喝的时候，利玛斯不说话，好像还没有适应这种舒适的生活。阿什说话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响了。喝完茶，阿什说：“我出去一下，在商店关门前买点东西回来。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问题。可能的话，我今天晚上给山姆打个电话，我想你们最好能尽快见个面。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你气色不太好啊。” 利玛斯点了点头说：“你真够意思。”他笨拙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很够意思。”阿什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拿起他的军用风衣出门了。 利玛斯一旦确证阿什已经出了那栋楼，马上出了公寓的门，并且不让门锁上。他跑到楼上的大堂里，用大堂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接通后说要找汤姆斯先生的秘书。电话里很快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我是汤姆斯先生的秘书。” “我代表山姆·基沃先生给你打电话，”利玛斯说，“他已经接受了邀请，希望今天晚上和汤姆斯先生见面。” “我会转告汤姆斯先生。他知道在哪里能联系到你吗？” “海豚广场。”利玛斯答道，把地址报给了对方，“再见。” 他去公寓传达室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回到了阿什的公寓，坐在行军床上看着自己紧握的双手。过了一会儿，他才躺下。他决定听从阿什的劝告，先睡一会儿。闭上眼睛的时候，他想起丽兹在床边照顾他的情景，模模糊糊地想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他被阿什叫醒，看到阿什身边有个矮胖的男人。那人头发很长，正开始变灰，穿着双排扣的西装。说话带点中欧国家口音，可能是德语口音，不过也说不准。自我介绍说他叫山姆·基沃。 他们一起喝金托力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他说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大家在柏林也是这样一起寻欢作乐的。基沃说他不能回去太晚，明天还要上班。他们约好一起去阿什熟悉的那家中餐馆吃饭，就是警察局对面的那家，他们自己带葡萄酒去。阿什在厨房里令人惊奇地找出了两瓶好酒，他们带着酒上了出租车。 饭菜很好，他们把两瓶酒都喝光了。基沃在开始喝第二瓶酒时说话，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他说他刚从西德和法国回来。法国到处乱糟糟的，戴高乐快不行了，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成千上万的白痴恶棍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他估计法国也要变成法西斯横行的地方了。 “德国的情况怎么样？”阿历克特意问他。 “就要看美国佬能不能帮他们撑住了。”基沃说着，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利玛斯。 “那是什么意思？”利玛斯问。 “就像我说的那样，杜勒斯给了西德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肯尼迪又把那权力收了回去。所以他们火气很大。” 利玛斯用力地点了点头，说：“美国佬就那样。” “阿历克好像不喜欢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阿什加重语气插了一句。基沃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只低声说了一句：“哦，是吗？”利玛斯想，基沃装得更像，更有耐心。他像一名驯兽师，让对方围着他转。他似乎愿意给对方一些赏赐，但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得到。他分寸掌握得非常好。 吃完饭后，阿什说：“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山姆你也去过的。那里服务很不错。我们叫车过去玩玩吧。” “等一下，”利玛斯说，他说话的口气让阿什迅速地转头看着他，“我先问个问题好吗？去那个地方谁付钱？” “我来付，”阿什马上回答说，“我和山姆付钱。” “你们两人谈好了吗？” “这个—没谈呢。” “你们知道，我没钱。我可没钱去玩乐。” “没问题的，阿历克。一直以来我也没有用过你的钱，是不是？” “是的，”利玛斯回答说，“是的，没有用过。” 他好像要说什么，又改变主意不说了似的。阿什看上去没有生气，只是显得有点担心。而基沃还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利玛斯在出租车里拒绝说话。阿什还讨好地和他搭腔，利玛斯仅恼怒地耸了耸肩。他们到达那里，下车时利玛斯和基沃都没有付车费的意思。阿什领着他们拐进一条深巷，路过的店面橱窗里放着色情杂志。巷子尽头有一块俗丽的霓虹灯招牌，写着：“尤物俱乐部，仅限会员。”门两边贴着姑娘们的照片，照片上都订着一张纸条，用手写体写着：“人体探究，仅限会员。” 阿什按了按门铃，门马上就开了。开门的是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 “我是会员。”阿什说，“这两位先生是和我一起的。” “看看你的会员卡？” 阿什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米色的卡片，递了过去。 “你带来的客人每人要付一块钱的临时会员费。算他们是你带来的，行吗？”他正要把会员卡递还给阿什的时候，利玛斯抢先一步，把卡接了过来。利玛斯拿着卡看了一会儿，才把它还给阿什。 利玛斯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两镑，放在门口那个男人伸出的手中。 “两块钱，”利玛斯说，“临时会费。”他不管阿什的惊讶和抗议，领着他们走过挂着门帘的门道，进入昏暗的俱乐部前厅。他转身对跟过来的看门人说： “给我们找张桌子，”利玛斯说，“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来，接下来就别管了。”看门人犹豫了一下，没敢多说什么，陪着他们下台阶。走在台阶上，耳边传来的音乐，就像被压低了的呻吟声。 他们选了房子角落处一张单独的桌子。房子里有个两人乐队正在演奏，姑娘们二三成群地坐着。他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姑娘站了起来，可大个子看门人对她们摇了摇头。 在等酒送上来的时间里，阿什不安地看着利玛斯。基沃似乎稍稍有点烦躁。侍者送来了一瓶威士忌和三只酒杯，给每个杯子里倒了少许的酒，这过程中没人说话。利玛斯从侍者手中拿过酒瓶，给三只杯子里又加了不少的酒。加完酒，他凑到桌前对阿什说：“现在你应该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什么意思？”阿什有点心虚地问，“阿历克，你在说什么？” “我出狱那天你就跟着我了，”他平静地开始了，“你编些愚蠢的故事，什么在柏林见过我之类的。你没有借过我的钱，却还钱给我。你花不少钱请我吃饭，还让我住在你的公寓里。” 阿什脸红了，他说：“如果是以为……” “不要打断我的话，”利玛斯不客气地说，“等我把话说完，不行吗？你这里会员卡上的名字是墨菲，是你的真名吗？” “不，不是的。” “我想是你一个叫墨菲的朋友把卡借给你用的，是不是？” “那倒不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我有时来这里找姑娘玩，我用假名字办了张会员卡。” “是吗？”利玛斯毫不客气地接着问，“你住的公寓不也是用墨菲的名字租下的吗？” 基沃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先回家吧，”他对阿什说，“这事我来处理。” 一个姑娘正在跳脱衣舞，是个年轻俗气的女孩，大腿上有块乌青。由于长得瘦，她给人的印象不是性感而是尴尬，没有美感，也勾不起人的欲望。她慢慢地转过身，四肢不时地抖动。她很少跟着音乐节奏动，看着观众的眼光，类似于成人堆里的早熟儿童。突然音乐的节奏加快了，那姑娘像头听到口哨声的狗，乱蹦乱跳起来。她脱下胸罩，举到头顶，展示她那干瘪的身材。下身只穿着一条缀着闪光片的三角裤，看上去像一种基督教的装饰品。 他们两人默默地看着，利玛斯和基沃都不说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说我们以前在柏林看的表演更精彩？”利玛斯开口说。基沃看着怒意未消的利玛斯。 “看过也不错啊，”基沃愉快地回答，“我自己经常去柏林，不过我不喜欢去夜总会。” 利玛斯没有说话。 “当然了，我不是说自己脱俗，一个凡人而已。如果我需要女人的话，我知道在别的地方用更少的钱就能得手。如果我想跳舞，我也了解哪里有更好的跳舞场所。”利玛斯对他的话似听非听。 “也许你可以说说那个娘娘腔找我的用意？”他问。基沃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为什么？” “我对你感兴趣。我要向你提供一份工作，新闻方面的工作。” 一阵沉默。 “新闻方面的，”利玛斯重复了一遍，“我明白了。” “我经营一家通讯社，提供国际性的新闻服务。收入不错，非常不错。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资料。” “谁出版那些资料？” “通讯社的经济效益很好，像你这样有国外工作经验和工作背景，并且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人，如果从事这行工作，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经济问题，不会再为钱发愁。” “谁会出版那些资料，基沃？”利玛斯的语气中隐隐有些威胁的成分。一时间，只是很短的时间里，基沃光滑的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担心。 “外国客户。我在巴黎的助手帮我承担了很多工作。老实说，资料最后由谁出版我也不完全清楚。”他露出让人宽慰的微笑，说，“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客户们愿意付钱，生意能做下去就行了。你知道，利玛斯，那些客户往往对枝节问题不感兴趣。他们付钱爽快，并且可以帮着把钱汇到国外银行，那样的话就很方便，不会有税收之类的麻烦。” 利玛斯没有说话，盯着手中的酒杯。 利玛斯想，天哪，他们这么快就把话挑明了，也太快了一些。他想起一个有关音乐厅的愚蠢笑话来：“没有一个正经女孩会接受这个要求，当然了，做正经女孩值不值得也是个问题。”仔细想想，利玛斯觉得他们这么急也没有错。我现在一贫如洗，刚从监狱出来，对社会非常不满。我不再年轻，没有什么指望，也就不需要保持什么绅士的自尊心、荣誉感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做好了被我断然拒绝的准备。我表现出害怕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工部门对叛节者是毫不留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总之，对方知道这是一场赌博，从人类做决定的非一致性来看，精心策划的间谍手段也不一定就有效。有时候骗子、罪犯能够抵御诱惑，而令人尊敬的绅士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做出惊人的背叛。 “他们必须付出很多钱。”利玛斯最后低声说了一句。基沃又给他酒杯里加了一些威士忌。 “他们愿意先付一万五千镑，钱已经存到了柏林的坎通奈尔银行。等我的客户把需要的取款证明交给你，你就可以去取钱了。我的客户保留在今后一年内向你询问的权力，为此他们会再付给你五千镑。他们还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安居的话。” “我有多少考虑时间？” “没有考虑时间。你以后不需要把你记得的所有东西都写出来，只是和我的客户见面，他会让人记录下资料的。” “我会在什么地方和那个人见面？” “我们觉得为了大家都方便，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见面为好。我的客户建议在荷兰见面。” “我没有护照了。” “我冒昧地帮你准备了护照。”基沃客气地说。他的语言举止完全是一副谈生意的商人模样。“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四十五乘飞机去荷兰。我们回到我的住处再讨论其他细节问题好吗？” 基沃付了账，他们乘出租车去了一家相当高级的公寓。 基沃的公寓非常豪华、奢侈，可还是给人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感觉。有人说，在伦敦能买到整堆的书回去装门面，也可以请专门的画师来装潢房间墙壁。利玛斯尽管对这种事情不太感兴趣，却也能感觉到这里的生活气息不浓，更像是一套酒店客房。基沃把他领到一间房里（窗外是一个昏暗的内天井，不是临街的房间），利玛斯问他； “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了？” “哦，时间不长。”基沃轻松地回答，“几个月吧，最多了。” “花了你不少钱吧，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谢谢。” 他房间里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只苏打水瓶和一个镀银的托盘。房间另一端，有条过道通往卫生间，被帘子遮着。 “真是个温馨的小窝啊，都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出的钱吧。” “住口，”基沃厉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有事找我，你可以用内线打电话到我房间，我会醒的。” “我自己会有办法的。”利玛斯顶了他一句。 “那好，晚安。”基沃不多说，离开了房间。他也快装不下去了，利玛斯想。 利玛斯是被床边的电话铃声唤醒的，是基沃打来的。 “六点了，”他说，“六点半吃早饭。” “好的。”利玛斯说完挂上电话。他觉得头痛。 基沃肯定事先打电话订了出租车，因为七点整的时候门铃响了。基沃问：“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没有行李，”利玛斯说，“只要带把牙刷和刮胡刀就可以了。” “那不是问题。你都准备好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算是吧，你有香烟吗？” “没有。”基沃说，“不过飞机上有香烟。你现在最好把这个熟悉一下。”说着他把一本英国护照递给利玛斯。护照上的名字和照片都是真的，照片角上盖着外交部的钢印。护照不新不旧，注明利玛斯的职业是职员，单身。第一次拿到这样的护照，利玛斯有点不安。这种事情就像结婚一样，一旦开始，生活就不能再回到从前。 “要用多少钱呢？”利玛斯问。 “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都是通讯社出钱。” 8 海市蜃楼 那天早上很冷，天空中飘着灰色的薄雾，冷风刺骨。机场的景象让利玛斯想起了打仗的日子：各种装备在雾里半隐半现，耐心地等人来操纵；嘈杂声和回音，喊叫声和女人高跟鞋敲打石头地面的声音，都混入震耳的发动机轰鸣声。放眼所见都是早起赶来的人，他们都见证了黑夜的消亡和晨光的出现，人们之间有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而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在这样寒冷的清晨，变得像从前线打仗归来的男人一样，对旅客和他们行李的态度都有些冷漠—那样的清晨里，别指望什么热情服务了吧。 基沃给利玛斯准备了一件行李。利玛斯不禁暗暗佩服对方准备得很周到。不带行李的旅客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可是基沃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他们在航空公司柜台办了登机手续后，按指示来到护照查验处。中途他们走错了路，那时基沃对一名机场搬运工非常不客气，表现得有点可笑。利玛斯猜想基沃是因为担心护照出问题才失态的，其实完全没那个必要，利玛斯知道护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查看护照的是个年轻的矮个男人，系着边防专用领带，衣襟上别着特别的徽章。他留着淡黄色的胡子，极力掩饰着他的北方乡下口音。 “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吗？”他问利玛斯。 “几个星期吧。”利玛斯回答说。 “那您就要注意了，先生。您的护照月底到期，需要换新的了。” “我知道了。”利玛斯说。 他们并肩向候机室走去，路上利玛斯说：“基沃，你真是个多疑的家伙。”对方轻声笑了笑。 “我们对你可不敢大意，按规矩是小心为妙。”他回答说。 他们在那里要等二十分钟。于是找了张桌子，点了咖啡。“把这些东西给我收掉。”基沃指着桌子上别人留下的杯碟、托盘对侍者说。“马上就会有人推车子来收拾。”侍者回答说。 “现在就收掉。”基沃又生气地说了一遍，“不及时把脏东西收掉，太不像话了。” 那个侍者转身径自走了，并且没有去服务台叫人，也没有给他去端咖啡。基沃气得脸色发白。“我的天哪，”利玛斯低声说，“算了吧，别生那个闲气了。” “浑蛋，十足的浑蛋。”基沃骂道。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了。” 在海牙出关的过程很顺利。基沃似乎不再焦虑，变得轻松起来。他们从飞机走到海关的路上，他的话很多。年轻的荷兰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们的行李和护照，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祝你们在荷兰生活愉快。” “谢谢。”基沃说，有点喜形于色地加了一句，“太感谢了。” 他们沿走廊来到候机楼另一边的接人处。基沃领路向候机楼主出口走去，两边有很多小商店，有些旅客看着商店的香水、照相机和水果之类的东西。他们推着玻璃转门出候机楼的时候，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在报亭那边站着一个体形像青蛙的矮小男人，埋头看《大陆日报》。他戴着眼镜，面有愁容。利玛斯觉得他像公务员，或类似的人。 停车场里有辆车在等他们，是一辆挂荷兰牌照的大众车。开车的是个女人，一句话也没有和他们说。她车开得很慢，路上碰到黄灯马上停下。利玛斯猜想是有人让她这样开的，后面应该还跟着一辆车。他看了看车旁的后视镜，想知道是什么车在跟着，可没能发现。有段时间后面有辆黑色的标致车，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后面的车变成了一辆装家具的货车。他二战时在海牙待过，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于是一路都辨认着车开的方向。他估计目前车正开向西北方的斯海弗宁恩。很快他们的车就开过市郊，来到一群别墅前，周边是靠海的丘陵地带。 车就在那里停下。他们还在车上，那个女人下车走到靠尽头处的一间奶黄色小屋前，按响了门铃。房子的前面钉着一块铸铁招牌，上面用哥特字体写着几个浅蓝色的字：海市蜃楼。房子的窗户上有张告示，说这里全部客满了。 开门的是位面善的胖妇人，她看到司机身后的车，就走下台阶面带微笑地向他们走去。看到她，利玛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姑妈，小时候因为不爱惜粮食被她打过的那位姑妈。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她说，“对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跟着她进了房子，基沃走在前面。司机回到了车上。利玛斯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三百米开外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可能是辆菲亚特或标致，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正从车里出来。 到了厅里后，那位妇人热情地和利玛斯握手。“欢迎，欢迎来到‘海市蜃楼’。旅途愉快吗？” “愉快。”利玛斯答道。 “你们是乘飞机还是乘船来的？” “乘飞机。”基沃说，“航班飞行很顺利。”说话的口气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开的。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她说，“一顿特别的午餐。我要为你们准备特别可口的饭菜。现在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哦，天哪。”利玛斯咕哝的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妇人跑进了厨房，基沃去打开了前门。 进来的人穿着带皮扣的风雨衣，身高和利玛斯差不多，年纪要大几岁。利玛斯估计对方年龄在五十四岁左右。他脸色发灰，皱纹很深，应该当过兵。他伸出手说：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细长干净。 “你们旅途顺利吗？” “是的。”基沃马上回答说，“一切顺利。” “利玛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我想我们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门外的大众车进城去。” 基沃微笑着。利玛斯知道那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再见，利玛斯。”基沃说，话中透露出兴奋，“祝你好运，老朋友。” 利玛斯点了点头，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 “再见。”基沃再次告别，接着悄悄地走出前门。 利玛斯跟着彼得斯走进后间。房里挂的窗帘上有花边和流苏，窗台上放着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烟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阔叶植物。家具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雕花椅。桌上铺着铁锈色的绒布，像块地毯。两个位子前都放着一沓纸、一支铅笔。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彼得斯走过去，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 利玛斯决定冒一次险。他从伦敦查到雷迈克做战俘时的编号为29012，他被释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买来一本东德的儿童科幻读物，在书的扉页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体写下：“本书属于卡拉·雷迈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德纹市，月光仙子29012签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飞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迈克亲自提出申请，申请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国万岁！” 他在一张练习簿纸上画了一个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龄栏，并且在纸的底部写上：“每个候选人都需要经过面试。可将希望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注明后送到老地方，申请的评估时间为七天。卡拉·雷迈克。” 他把这张纸夹在书里。利玛斯又开车到老地方，开的还是德·扬的那部车。在书里夹上五张旧的一百美元钞票，把书放在了车的座位上。当利玛斯再次回到车里时，书不见了，车位上放着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有三卷胶卷。利玛斯连夜把胶卷冲了出来。一个胶卷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二个拍的是东德和经互会关系的文件草案；第三个胶卷内容是东德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情况，有完整的机构设置情况和详细的人员情况。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说：“你是说这些情报都是雷迈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应该了解他有那个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说，很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有同谋。” “后来确实是有的，我就要说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你就没有想过‘上面’还有人帮他弄情报吗？包括他后来从情报部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现在回头看看，你觉得有那个可能吗？” “不太可能。” “当你把那些情报全部送到圆场时，他们就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雷迈克那样级别的人能搞到那么多情报吗？” “没有。” “圆场没有问过你：雷迈克的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谁指导他拍文件的？”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没……有。肯定没有问过我这些问题。” “好极了。”彼得斯平静地说，“对不起，你接着说。我并不想打断你的叙述。” 利玛斯接着说：一周后他又开车到运河边，这次他觉得有些紧张。当他把车开到土路上时，看到前面的草地上倒放着三辆自行车。二百米开外的运河边，有三个钓鱼的男人。他像往常一样从车里出来，开始朝另一边的树林走去。他刚走了二十米左右，听到一声喊声。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在叫他。另外两个男人也转头看着他。利玛斯穿着一件旧风衣，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还来不及拿出来。他知道旁边的两个男人在保护中间的那个男人，如果他现在把手从口袋里拿出，对方很可能会开枪，对方会认为利玛斯的口袋里有一支转轮手枪。利玛斯在离中间那个男人十米处停下。 “有什么事吗？”利玛斯问。 “你是利玛斯吗？”他是一个矮胖的男人，非常沉稳，说的是英语。 “是的。” “你的英国身份证号码是什么？” “PRT-L58003-1。” “日本投降那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在荷兰莱顿我父亲的工厂里，和一些荷兰朋友度过的。” “我们去散散步吧，利玛斯先生。你不用穿风衣了，你把它脱下，放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我的朋友会帮你照看。”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耸了耸肩，脱下了风衣。接着他们一起快速地向树林走去。 “你我都知道那人是谁，”利玛斯疲惫地说，“他是东德内务部第三号人物，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人民保卫事务协调委员会负责人。我想他看过你们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资料，所以才知道了我和德·扬。他身兼三项职务，所以能接触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机密，也能调看东德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 “他只能看到部分资料，情报部门以外的人是没办法看到所有资料的。”彼得斯坚持说。 利玛斯耸了耸肩。 “确实如此。”他说。 “他是怎么处理那些钱的？” “从那个下午开始，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这事被圆场立即接管了。后来钱都是汇到西德银行去的。他甚至把我以前给他的钱还给了我，让圆场把那些钱通过银行汇给了他。” “你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伦敦圆场吗？” “从那以后，全都汇报上去了。我不得不那样做。圆场再朝上汇报。那以后，”利玛斯怨恨地说，“完蛋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圆场有上头撑腰后，就变得非常贪婪。不断地催我们向他要更多的情报，给他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只有建议卡尔去发展别的情报员，我们帮他形成一个情报员网。那样做其实很愚蠢，给了卡尔很大的压力，让他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影响了他对我们的信任。那是事情败露的开始。” “你从他那里搞到多少情报？”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多少？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持续时间已经比预期的要长很多。我认为他在被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暴露。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情报质量下降不少，估计那时候他已经被怀疑，不让他接触到重要资料了。” “他一共给你多少情报？” 利玛斯一件一件地回忆卡尔·雷迈克给他的情报。像利玛斯这样喝那么多酒的人，还能有很好的记忆力，连彼得斯也觉得很是佩服。利玛斯不但能记得日期和姓名，还能记得伦敦方面的反应，以及情报的查证情况。他记得对方索要的金额和他们支付的金额，记得别的成员加入情报员网的日期。 “对不起，”彼得斯又说，“可我不相信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小心、多么勤奋，能够弄到那么多情报。就算他弄到了，也没能力全都拍到照片上。” “他确实有那个能力。”利玛斯坚持说，突然发火道，“他就有那个本事，事实就是那样。” “圆场从来没有让你去向他打听，问他是怎么获到那些情报的？” “没有。”利玛斯马上回答，“雷迈克对那种事很敏感，伦敦方面也没有多问的意思。” “好吧，好吧。”彼得斯若有所思地说。 过了一会儿，彼得斯问：“你听说了那个女人的事吗？” “哪个女人？”利玛斯警觉地问道。 “卡尔·雷迈克的女人，就是那个在雷迈克被枪杀的晚上跑到西柏林的女人。” “怎么啦？” “她一周前死了，被人杀死的。离开她公寓时被人开枪打死。” “那公寓以前是我住的。”利玛斯呆板地说。 “也许她比你更了解雷迈克情报网。”彼得斯试探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利玛斯反问。 彼得斯耸了耸肩。 “真是奇怪。”他说，“是谁杀了她呢？” 说完卡尔·雷迈克的案子后，利玛斯开始说别的不太重要的情报人员。接着是他在柏林办事处的工作程序、联络情况、人员情况和其他一些细节，包括住处、交通方式以及录音和拍照设备等。他们的长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直到利玛斯倒在床上睡着。整整两天里，利玛斯把他所知道的柏林情报工作全都说了出去。在此期间，他喝了两瓶威士忌。 有一件事情让他不解：彼得斯为什么一直坚持说雷迈克有同谋，认为有一个高级别的人在帮他搞情报。头儿曾经问过利玛斯同样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头儿确实问过雷迈克的情报来源问题。怎么对立的双方都怀疑雷迈克有别的情报来源呢？雷迈克的帮手是肯定有的，就像那天在运河边见面时旁边的两个男人。可那些帮手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卡尔也都说过他们的情况。可彼得斯，也只有彼得斯，能清楚地了解卡尔能搞到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彼得斯才拒绝相信卡尔是单干的。在这点上，彼得斯和头儿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也许真是那样，也许还真有别的情报来源，也许这是头儿严防蒙特知道的机密。那样的话，卡尔·雷迈克就是和某个特别人物合作，共同提供他们两人弄来的情报。也许那是头儿和卡尔那天晚上在柏林的利玛斯住处单独会面时商谈的内容。 不论怎样，明天就会揭晓。明天他要显显手段了。 他不知道谁杀了艾尔维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当然可以作这样的猜测：艾尔维拉知道雷迈克的秘密同谋是谁，所以被那个同谋杀了……不对，那样太牵强了。这样的猜测没有考虑到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难度，毕竟艾尔维拉是在西柏林被杀的。 他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头儿从来没有告诉他有关艾尔维拉被杀的情况。如果头儿及时通知他，那么彼得斯问起这件事，他也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得太多也没有用，头儿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们都是很难琢磨的人，往往花很长时间都猜不透他们的真实用意。 他入睡前还低声说了一句：“卡尔真是个傻瓜。都是那个女人害的，肯定是她。”现在艾尔维拉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想起了丽兹。 9 第二天 彼得斯第二天早上八点来了，没什么客套，两人坐到桌边继续谈。 “回到伦敦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让我坐冷板凳。我在机场见到人事部来接我的那个蠢货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头儿，汇报卡尔的事情。我只能说卡尔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的时候说我可以在伦敦圆场混些日子，混到能拿养老金的年限。我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的待遇问题那么较真的话，他们应该算一下我工作的总年数，没必要说我的工作期限曾经中断过。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变得更不讲理了。他们把我调到资金调配部，让我和一群娘们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不太记得了，那时起我喝酒有些多，日子过得很倒霉。” 他点上一根烟。彼得斯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整我也有这个因素，他们不喜欢我喝酒。” “你把你能记住的资金调配部工作情况给我说一说。”彼得斯建议道。 “那个部门的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了解自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所以我才一直赖在柏林，知道他们调我回去的话，我肯定要坐冷板凳了，可……天哪！……”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利玛斯耸了耸肩。 “办公室里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女人。一个叫周比，一个叫拉里特，我叫她们俩‘周四’和‘周五’。”说着他露出一丝傻笑。彼得斯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就做一些案头工作。金融部送封信来说：‘经批准，支付给某某七百美元，自某日起生效，请处理。’大意是这样。收到后，‘周四’和‘周五’先评说一番，再编号盖章，然后我就签发一张支票，或者去银行汇款。” “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象。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10 第三天 彼得斯那天下午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来。利玛斯在焦急中等待着消息。他去问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只是微笑着耸了耸她那厚实的肩膀。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他决定去海边散散步，一个人抽着烟，沉闷地对着大海发呆。 海边有个姑娘在给海鸥喂面包，背对着他。海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和衣服，使得她的身材像把弓，一把瞄准大海的弓。他知道这种感觉只能在丽兹身上找到，如果他还能回到英国的话，他一定要好好地去追寻。追寻一种平淡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拿着一片面包，走到海边喂海鸥。这些平常小事，对利玛斯来说都是奢求。无论是追求平淡还是追求爱情，无论他还能不能回去，他心中都有丽兹的影子。也许一周或两周以后，他就能回家了。头儿说对方付的钱全归他，那么多钱足够了。有了那一万五千镑，加上圆场给的退役津贴和退休金，他就能像头儿说的那样：苦尽甘来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旅馆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刻，旅馆的那个女人一言不发地让他进了门。可他走进房间后，听到她拿起话筒打电话的声响，她通话的时间很短。十二点半的时候，她送来了午餐。令他高兴的是还送了一些英文报纸来。他于是看起报纸，一直看到三点钟。利玛斯平常不读报，现在却认真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用心地记住报纸文章的细节，像姓名、地点和人物等。他简直不是在看报纸，而是以他独特的方法背诵着报纸内容，非常地专心。 三点整的时候，彼得斯来了。利玛斯一看到他就知道出事了。他们没有坐到桌边，彼得斯连外衣都没有脱。 “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他们开始在英国追查你了，听说是今天早上开始的，在各个交通出入口都有了布置。” 利玛斯无动于衷地问：“追查我的理由呢？” “名义上是说你在出狱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警察局报到。” “实际上呢？” “听说是要指控你违反公务员保密法。伦敦的各家晚报都登了你的照片，报纸的描述都非常模糊。” 利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头儿开始动手了，开始造声势了，这是唯一的解释。即使阿什或基沃已经被抓住，即使他们都已经坦白交代，头儿还是要造这样的声势。头儿曾说过：“几周后，我估计他们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审讯，可能还是在另一个国家。有几周的时间，够他们把你看穿了。这以后就要看你见机行事，必须保持低调，让事态自行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我决定要对你的行动提供支援，直到蒙特被消灭为止。照这样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现在事情成了这样。 当初讨论计划时，没有这一条，现在，事情大不一样了。他们到底要他干什么呢？如果现在终止行动或拒绝和彼得斯一起走，那么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彼得斯也可能是在撒谎，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使他能下决心和彼得斯一起走。如果他同意离开，同意向东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叛逃的事泄露出去；而且，既然他是西方正在追捕的目标，就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通缉他这件事是头儿指使干的，他能肯定。这次行动中，头儿给他的待遇太优厚了，他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情。头儿他们的钱不是好花的—除非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活下来向他们要钱时，才会变得很慷慨。拿他们的钱都要付出痛苦和危险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头儿不肯公开承认的。其实同意给那么多钱就是一种警告，而利玛斯没有察觉到这是个警告。 “现在我麻烦了，”他平静地说，“怎么会这样？”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说：“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阿什或者基沃出卖了我……” “也有可能。”彼得斯回答说，“你我都清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行当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接着说，“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追查你。” 利玛斯好像没有听到彼得斯说的话。“现在我是上了你的钩了，对吧？彼得斯。”他说，“现在你们的人都开心了吧，恐怕都在等赏钱了？”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彼得斯尖刻地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就有两个穿棕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沿海边跟着我。我一回到旅馆，旅馆的人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吧。”彼得斯建议，“你自己方面的人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看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在追查你。” “你搞到伦敦出的那些晚报了吗？” “当然没有。这里没办法买到。我们是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了解到的。” “你在撒谎，你很清楚你们外站人员只能和中心3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外站之间也可以直接联系。”彼得斯生气地反驳道。 “好了，好了。”利玛斯带着阴笑说，“你肯定是个大人物，”他突然想起，“要么就是中心直接处理这件事了？” 彼得斯不理睬这个问题。 “你知道有很多方法解决，你可以让我们来照顾你，让我们安排你安全离开，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应付。你如果自己逃亡，最后肯定会落网。你没有假证件，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现在用的英国护照十天内就会失效。” “还有一种选择。给我一本瑞士护照和一些钱，让我走。我能照顾自己。” “我想那不是个好办法。”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完成对我的审问，要一直把我榨干为止？”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对我审问结束后，打算怎么处置我？” 彼得斯耸了耸肩。“你有什么建议？” “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最好是北欧国家的护照。还有钱。” “都是些很正常的要求。”彼得斯回答说，“不过我要请示上级。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利玛斯犹豫了一下，带着一丝不安的微笑问：“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你准备怎么办？毕竟我还有很多情报没有告诉你呢，对不对？” “很多情报核实起来很困难。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阿什和基沃也要……”他耸耸肩膀。“现在怎么想？” 利玛斯走到窗口。窗外灰色的北海上空，乌云密集，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看到海鸥在乌云下盘旋。海边的姑娘早就不见了。 “好吧。”他最后说，“就这么办。” “明天才有去东面的航班。一小时后有班飞柏林的飞机，我们必须赶上。时间会很紧。” 那天晚上利玛斯一直服从安排，也再次见识了彼得斯他们工作的高效率。他的护照早就准备好了，想必是他们的中心提前安排好的。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塞特，旅行社职员。半旧的护照上盖有很多的出入境章，和宣称的职业很吻合。机场的荷兰边防检查人员点了点头就在护照上盖章放行，那时彼得斯隔着三四个人站在排队的行列中，对这种检查显得很无所谓。 进入候机区域后，利玛斯看到飞机有个报摊，陈列着各国的报纸，其中有一些英国的日报和周刊。他看的时候，卖报的姑娘走到报架前，把一份英国的晚报在架子上推了推。利玛斯马上过去从架子上拿起那份报纸。 “多少钱？”他问。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荷兰货币。 “三毛。”那姑娘回答说。她很漂亮，显得健康而且快乐。 “我只有两个英国先令，相当于一个荷兰盾。你愿意接收吗？” “可以的，请。”她回答道。利玛斯把钱给了她。回头一看，彼得斯还在排队等候检查护照，正好背对着利玛斯。这时他毫不犹豫地向男厕所走去。他在那里快速地把报纸的每页都看了一看，然后把报纸扔进旁边的小垃圾筒，走了出去。他们说得没错：报纸上是有他的照片，下面还配了一小条含糊的消息。他不知道丽兹会不会看到报纸上这个内容。他若有所思地走到旅客候机室。十分钟后，他们登上了飞往汉堡和柏林的航班。从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以来，利玛斯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11 利玛斯的朋友 那些男人在同一天晚上来找丽兹。 丽兹·戈尔德住在西区的北端，房里有两张单人床。她有一个漂亮的烟灰色燃气取暖炉，不是老式的那种，给房间里平添了一点现代气息。利玛斯来这里的时候，她经常盯着炉子发呆，那时房间里只有炉子火焰发出的光亮。他总是躺在床上，躺在里面那张她睡的床上，而她常常坐在他边上吻他，或者和他依偎着，看着炉中的火焰。现在她并不愿意多想他，因为如果想得太多，对他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模糊。所以她每次想他的时间都不长，和她时而远眺昏暗天际的时间相仿。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他说过或做过的一些细节，他看她的眼神，还有他那对她视而不见的神情。想到这些，她不禁很沮丧地发现，他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能勾起回忆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什么都没有。他们甚至连个共同的朋友都没有，而那个对他满腔仇恨的克莱尔小姐根本不能算是他们的朋友。丽兹以后又去过一次他原来住的地方，看到了那里的房东。她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后来鼓足勇气还是去了。那个房东对阿历克印象不错，说利玛斯先生很规矩地结清了房租，全都结清了。是一两周内，一个利玛斯先生的老朋友过来结清的，而且付钱爽气，什么都没有问。所以房东坚信利玛斯先生是个好人，说他开明、正派，是名真正的绅士。尽管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酒也喝得多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也没有过喝醉了回来发酒疯。房东还记得，来结账的是个害羞的矮男人，戴着眼镜。那人说，房租一定要全部结清，这是利玛斯先生专门交代过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绅士，这世界上还有绅士吗？天知道他哪来的钱付房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无可指责。就算他打那个杂货商的事，也是做了一件大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情。那间房间？哦，房子又租出去了，现在住的是名韩国来的先生。利玛斯被带走后两天，新房客就搬了进去。 她现在还去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只是在那里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少那里有他触摸过的梯子、书架、书和书目卡片，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那里。他说过他再也不回来了，可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这就像有时候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样。克莱尔小姐认为他会回来，因为发现他还有一些工资没有领走。像他那样的魔鬼，居然少领钱而不计较，这又让克莱尔小姐非常愤怒。利玛斯离开以后，丽兹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打那个杂货商？她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可也没有到打那种人的地步。那件事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一旦病好了就会去实施。不然的话，打人前的那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和她告别呢？那是因为他知道在第二天就要去打人了。她拒绝接受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她厌倦了，决定离开她。第二天因为分手使他情绪不好，所以才在一怒之下打了那个杂货商。她早就知道，也一直了解的是，他有一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他甚至亲口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那是什么样的使命，丽兹并不了解。 她本来以为他和那个杂货商吵起来后，勾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婚姻或家庭问题，造成他心里有阴影，所以才打了人。可是，任何见过那个杂货商的人，都会觉得打他那种人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人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为人谨慎、守旧而平庸。而且就算阿历克和那个杂货商有仇，他也没有必要在周六商店最忙的时候打人，他难道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打人吗？ 在她参加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也谈论过这件事情。支部管账的乔治·汉比那天正巧路过那家店。因为人多，他没有能看到打人的全过程。但那里有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汉比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还给《工人报》打了电话。后来对利玛斯的审判中，《工人报》派人去了，还在报纸上作了较多的报道。《工人报》上的文章说，这件事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对剥削阶级仇恨的体现。把情况告诉汉比的那个人（是个戴眼镜的小男人，算是小白领的那种人）说，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照他的说法是出人意料。总之，这让汉比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汉比谈论的时候，丽兹很少说话，当然支部里也没人知道她和利玛斯的关系。她只是觉得非常讨厌乔治·汉比，认为他是个轻浮、下流的小男人，总是色眯眯地看着她，总找机会想摸她一把。 后来那两个男人打电话给她。 她觉得那些人如果是警察的话，显得太干练了一些。他们是开着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车来的，其中一个人长得矮，且相当胖。那人戴眼镜，身上穿着昂贵而不太合身的衣服，是一个可亲而有些神经质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丽兹对那人就有一种信任感。另一个男人长得比较普通，但显得很年轻，丽兹估计他四十岁不到。他们说他们在特种部门工作，出示过塑封并且带照片的工作证。开口说话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胖男人。 “我相信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关系不错。”他这样开头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生气的，可对方说得那么真诚，让她有火也发不出。 “是的。”丽兹回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前段时间碰巧知道的。人进了……监狱以后，必须留一个亲友的姓名地址。利玛斯说他没有亲友。那当然不是真话。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他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监狱方也好通知他的亲友。利玛斯于是就给了你的名字。” “明白了。” “还有别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没有。” “开庭的时候你去了吗？” “没去。” “有记者、债主之类的人找过你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图书馆共过事，就是那家精神病学研究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叫克莱尔小姐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很古怪的人。”丽兹简单地把情况讲了。 那个矮个男人很严肃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问：“利玛斯打杂货商那件事，你觉得意外吗？” “是的，当然。” “你觉得他打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因为那个杂货商不肯赊账给他吧。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她真的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她很孤独，反正说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那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些特别意义的晚餐。阿历克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我们最后度过的夜晚。他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瓶红酒。我不太喜欢喝红酒，大部分都是阿历克喝的。后来我问他：‘这算是告别吗？’—是不是全都结束了的意思。”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 双方沉默了很长时间，矮个男人看上去更加地担心。最后他问她：“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突然非常地为阿历克担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利玛斯结过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吗？”丽兹没有说话。“尽管如此，他在入狱时留的亲友情况还是你的名字。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矮个男人提这个问题时，好像还有点难为情。他问的时候，看着自己握在一起的两只胖手。丽兹的脸红了。 “那时我正爱着他。”她回答说。 “那时候他也爱着你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爱他吗？” “是的。” “他有没有说过会回来找你？”年轻一点的男人说。 “没有。” “可他向你告过别，对吧？”另一个男人马上问道。 “他和你说过再见吗？”矮个男人用平缓、客气的口吻重复问了一遍。“我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我们是想帮他。如果你知道他打杂货商的缘由，哪怕是他的一些暗示也行，那就请你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了阿历克好。” 丽兹摇了摇头。 “请你们走吧。”她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请你们现在就走。”走到门口时，那个年长的男人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放在桌上，像是怕发出声响似的。丽兹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小男人。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利玛斯的消息，或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白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阿历克·利玛斯的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最后一个问题。阿历克知道你是……阿历克知道你党员的身份吗？” “知道，”她无助地回答，“我告诉过他。” “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别的人知道。”脸色苍白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他在哪里？告诉我，他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能帮助他，你们不知道吗，我能照顾他……他就算发疯了，我也不在乎，我发誓不会……我给他在的监狱写过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写信去的。我就想对他说，我会一直等他回来，我会永远地等下去……”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泣。那个矮个男人在一边看着她。 “他去国外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有发疯，可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情况。真是遗憾。” 年轻点的男人说：“我们会尽力照顾你。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可以。” “你们是什么人？”丽兹又问道。 “我们是阿历克的朋友。”年轻的男人再次这么说，“好朋友。” 她听到他们悄悄地下楼出了门。她从窗口看到他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向公园方向开走了。 她这才想起了那张名片。走到桌边拿起名片看了起来。名片很高级，她觉得不是警察用得起的那种名片。立体印刷的名片上，没有职务，没有警局名称，什么都没有。姓名前的称呼是‘先生’，上面的地址也绝不是警察住得起的地方。名片上印着：乔治·史迈利先生，下面是地址和电话。 真是太奇怪了。 12 东边 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费点力气。多用细节问题迷惑他们，给他们留些想象空间，要掌握主动权。要表现得暴躁、固执、不好对付。拼命喝酒，不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对方不会相信你的思想会有什么转变。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是花钱收买你的情报，他们对双方的对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阿历克，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急迫的叛逃者。总之，他们会对你的话作出判断和证实。我们已经打了一些基础，在很久之前就作了部署，都是些细节问题，很难被查清的问题。你演的是这场好戏中的最后一幕。” 这使他无法拒绝，许多人已经尽力地完成了早期的战斗，决战中出场的人怎么可以退缩？ “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件事值得去干，阿历克。干下去，那就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他不认为自己能熬过对方的严刑拷打。他记得在柯斯勒的一本书中，有一名老革命者被人用火柴烧手指也不屈服的描述。他没有读完那本书，但那个情节却忘不了。 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时，天已经快黑了。利玛斯看着柏林的灯火越来越近，感受到飞机着地的震动，看到昏暗中即将登机检查的海关和边防人员。 一时间，利玛斯有点担心会在机场碰到熟人认出他。他和彼得斯并肩走在漫长的机场通道中，通过了简便的海关和边防检查，并没有见到什么熟面孔。他这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担心其实是他的一个希望，希望出点什么意外能终止他这个不完全自愿的行程。 有意思的是，彼得斯现在对他很放心，好像觉得西柏林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保持警惕的必要了似的，仅把这里当做一个去东德的中转站。 他们穿过候机楼大厅，向主出口走去。彼得斯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个转弯领着利玛斯通过边门走向外面的停车场。彼得斯在门口的灯下，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把手上的箱子放在身边的地上，有意识地把腋下夹着的报纸拿到手中，折叠后放入风衣左边的口袋。然后再把箱子提起。很快，停车场里有辆汽车的前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走吧。”彼得斯说着，快步向停车场那边走去。利玛斯跟在后面，走得更慢了。他们走到第一排停车位时，一辆停着的奔驰车的后备箱被人从车内打开，后备箱内的灯也亮了起来。彼得斯走在利玛斯前十米左右，快速走到车边，低声和司机说了什么，接着回头叫利玛斯。 “就是这辆车，快点。” 他一言不发，坐进了那辆老式的奔驰180轿车。彼得斯和他一起坐在车后排。车开出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前排坐着两个男人的DKW小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个电话亭，有个男人在打电话。那人一直盯着他们，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车外，那辆DKW小车跟在了后面。迎接仪式还真像回事啊，他想。 车开得很慢。利玛斯双手放在腿上，目不斜视地坐着。他没有兴趣观赏柏林的夜色，尽管他知道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现在的姿势，使他可以用右手锁住彼得斯的咽喉，或者打碎他的喉结，然后再下车做S形逃跑动作，逃脱背后射来的子弹。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在柏林有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离开这里。 可他什么也没有做。 利玛斯知道要穿过这里的边境并不困难，可也没有想到会是那么的简单。他们在过境前等了十分钟左右，利玛斯估计他们是要在约好的时间过去。他们的车快到西德边境检查站的时候，那辆DKW车故意发出很响的轰鸣声，超过他们的车，先停到了检查站前。奔驰车等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十分钟后，红白相间的路栏抬起，DKW车和奔驰车一起开过了关口。奔驰车挂着两挡，发动机吼叫着。司机双手伸直握着方向盘，身体紧贴在座椅靠背上。 他们开过两边检查站之间的那五十米后，利玛斯模糊地看到了东德那边柏林墙上的新工事，有龙牙、瞭望岗楼和双层的铁丝网，所有的设施都刚翻修过。 奔驰车在第二个检查站根本就没有停，路栏早就抬起，他们直接开了过去。旁边的民警只是用望远镜看着他们通过。那辆DKW车不见了，过了十分钟又看见它跟在了后面。 这时他们的车开得很快，利玛斯本来以为他们会在东柏林停下来换车，相互庆祝这次行动成功。可他们没有停，穿过市区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他问彼得斯。 “就在这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我还以为要再向东边去呢。” “有这个打算。我们先在德国这边待一两天。我们觉得德国方面的人应该和你谈谈。” “我明白了。” “不论怎么说，你主要的工作是在德国这边进行的。我把你所说的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是他们提出要见我的吗？” “他们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样……资源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们这边认为，他们应该和你见见面。” “然后呢？德国这边的见面结束后去哪里？” “再向东。” “我和德国方面的什么人见面？” “有分别吗？” “没什么大的分别。他们情报部门的人我大多知道一些，所以才有些好奇。” “你希望和谁见面？” “费德勒，”利玛斯马上回答说，“安全部副主任，蒙特的副手。重要的审讯都由他经手。他是个浑蛋。” “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个残忍的恶棍。我听说过他的情况。他曾抓到彼得·吉勒姆的一个手下，差点把那个人打死。” “谍报工作可不是请客吃饭。”彼得斯挖苦说。说完，他们又都不开口了。见面的人就是费德勒了，利玛斯这样想。 利玛斯对费德勒很了解，看过他的档案照片和他以前的手下对他做的情况介绍资料。 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整洁的人，很年轻，面色柔和。有着黑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就像利玛斯说过的那样，这个人聪明而残忍。他身手灵活、反应迅速，而又稳重、耐心。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什么野心，但对待他人又毫不留情。像费德勒那样的人在“部门”里也很少见。他从不参与内部的争权夺利，似乎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蒙特的阴影里，没有往上爬的意思。他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就是那些和他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人也不知道他站在权力斗争的哪一边。费德勒独来独往，令人害怕，没什么人喜欢他、信任他。他把一切都隐藏在他尖锐的嘲讽之下。 “费德勒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头儿曾经这样说过。那时他们三个人—利玛斯、头儿和彼得·吉勒姆—一起在头儿家里那个小房间里吃饭。头儿和他那眼睛亮晶晶的老婆住的地方，放着不少包铜皮的印度风格家具。“费德勒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他总有一天要除掉他的上司。他也是唯一能与蒙特较量的人。”—那时候吉勒姆点头称是—“他满怀怨气。别忘了费德勒是个犹太人。他和蒙特是两种人，不是什么好搭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头儿又指着吉拉姆和他自己说：“我们要借费德勒之手毁掉蒙特。这就要你，我亲爱的利玛斯，去促使他下手。当然都是用间接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见到费德勒。至少我希望你不要见到他。” 说到这里，当时他们两人都笑了，吉勒姆也笑了起来。像是头儿讲了一个精彩的笑话，一个只有头儿那种人才觉得好笑的笑话。 时间肯定已过了午夜。 他们的车有段时间在土路上行驶，穿过树林和田野。现在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DKW也停在了旁边。当他和彼得斯下车后，利玛斯注意到旁边那辆车上一共坐了三个人。其中二人已经下了车，剩下那个人还坐在车的后排，借助车内的灯光看报纸，依稀看到那人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些废弃的牲口棚，利玛斯借着车前灯的光亮，看到旁边还有一间农舍，由原木和刷了白灰的砖墙构成。他们下车后，明亮的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四周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和深色的夜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一起向农舍走去，彼得斯和利玛斯走在前面，那两个男人跟在后面。第二辆车里的那个人还坐着不动，仍旧在那里看报纸。 他们走到门前时，彼得斯停下脚步，等后面两个男人走上前来。一个男人的左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手插在口袋里，掩护着同伴。 “他们也太谨慎了。”利玛斯对彼得斯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瞎操心。”彼得斯回答说。接着转身对其中一个男人用德语说：“他马上过来吗？” 那个德国人耸了耸肩，向车那边看了一眼说：“他就过来，他喜欢一个人来。” 那个男人领着他们走进农舍。这房子像是打猎人用的小屋，半新不旧的。屋里只有顶灯，显得有些昏暗。这地方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有股霉味。像是平时不住人，这次特地选来用一用的。在屋里仍能辨别出一些公用设施的痕迹—贴有火警逃生提示，门被漆成这里常见的绿色，门上装着结实的弹簧锁。客厅里布置得很舒适，放着的深色家具很厚重，只是已经很旧了。屋里当然免不了挂着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利玛斯从这些细节中能感到“部门”的一些官僚作风。对他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己这边的圆场也是个很官僚的部门。 彼得斯坐了下来，利玛斯跟着坐下。他们等了十分钟，也许还要长一些，彼得斯对那两个笨拙地分站在屋子两端的男人中的一个说： “去告诉他我们在等他。给我们找点吃的来，我们饿了。”那个男人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彼得斯又叫道：“还要威士忌，让他们送威士忌和酒杯来。”那个男人不情愿地耸了耸粗壮的肩膀，出去时没有关上门。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玛斯问。 “来过。”彼得斯说，“来过几次。” “来干什么？” “就这种事情。每次都不一样，反正都是工作。” “和费德勒一起来的？” “是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彼得斯耸了耸肩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还行。”这时利玛斯听到屋子那边有些动静，他转头看到费德勒就站在门口过道处。一只手拿着一瓶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和矿泉水瓶。他身高不超过五尺六，穿着深蓝色的单排扣西装，上衣长了一些。他身材匀称而结实，棕色的眼睛很明亮。他并不看着他们，而是看着门边的那名守卫。 “走开。”他说。说话带有轻微的撒克逊鼻音。“去让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 “我早就让他们去了，”彼得斯叫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把吃的送来。” “他们都是些大傻瓜。”费德勒用英语平静地说，“他们觉得给我们送吃的委屈了他们。” 费德勒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时期。利玛斯想起这点，也察觉到了他说英语的口音。他的父母曾是德国的犹太难民，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直到1946年才重返故土，急切地献身于建设一个斯大林式的德国。 “你好。”他对利玛斯说，接着随意地说了一句，“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费德勒。” “你的路走到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利玛斯立即问他。 “我的意思是，彼得斯和你说得都不对，你不会再向东走了。对不起。”他欣快地说。 利玛斯转向彼得斯。 “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是真的吗？告诉我！” 彼得斯点了点头。“是真的。我是中间牵线的，必须这样做。对不起了。”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不可抗力。”费德勒接口说，“对你的初期审讯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那里只有大使馆才能提供信息传送途径。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没有大使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联络部门就给我们联系了一些目前不属于我们的通讯联络设施供使用。” “你们这些浑蛋，”利玛斯气愤地骂道，“可恶的浑蛋！其实你们清楚我不会把自己全都卖给你们，所以才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你们才去求助于俄国人。” “我们是使用了苏联在海牙的大使馆，不然怎么办？在那之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事情。变通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想到，事实上没人想到，你们英国人那么快就盯上了你。” “没有想到？你们派人引我上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费德勒，你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头儿对他说过，要一直表现得讨厌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重视你提供的情报。 “真是太荒唐了。”费德勒生硬地回答。他对着彼得斯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彼得斯点点头站了起来。 “再见，”他对利玛斯说，“祝你好运。” 他挂着疲倦的微笑，对费德勒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再次对利玛斯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他似乎在等着利玛斯的回应。利玛斯可能并没有听进他说的话，他面色惨白，双手放在身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彼得斯还站在门口。 “我早就应该知道。”利玛斯说，因为非常气愤，他说话有些走调，“我早就应该猜到你们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做这件事情，费德勒。你们这种垃圾国家出来的人只能做些零碎的活儿，全靠你们的老大哥照顾着。其实你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他用手指着费德勒骂道： “我了解你，你是个虐待狂。这是你的本性。你二战时期在加拿大，对不对？躲到那种太平地方去。你要是听到飞机轰炸声，肯定要躲到你妈妈的围裙下。你现在算是什么东西？你只是蒙特的一个小跟班而已，你们全靠俄国人驻扎的二十二个师的兵力来保护你们。总之，我可怜你们，费德勒，总有一天你们早上起来，发现这一切全没了。到时候什么人都救不了你们，你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费德勒耸了耸肩膀。 “别激动，利玛斯。事情早点做完，你也可以早点回家。先吃点东西，上床睡觉去。”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回不了家的。”利玛斯反驳道，“你们是早有预谋，在英国的时候把我捧到天上，因为你们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东德这边的。” 费德勒看着他那瘦削而结实的手指。 “现在不是说道理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什么不对吗？所以看到你这么气愤，我都觉得有些好笑。毕竟我们这里不需要按照英国的清规戒律办事。”他又和气地说，“如果认真起来说，你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 利玛斯用一种厌恶的表情看着费德勒。 “我了解你们，你只是蒙特的走狗。据说你想夺蒙特的位子，现在你恐怕已经得逞了吧。蒙特掌权的日子结束了，也许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费德勒回答。 “我让你立了大功，不是吗？”利玛斯讥笑说。费德勒似乎想了想，才耸耸肩膀说：“行动是成功的，你到底有多少价值还不清楚，这要看了。不过行动很成功，我们干这行的只要成功就行，要求不高。” “所以说你立功了吧。”利玛斯回了一句，同时看了一眼门口的彼得斯。 “没有什么立功不立功。”费德勒干脆地说，“根本没有的事情。”他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下，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开口说：“当然了，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和你接触这件事，是谁报告给了你们的人？不是我们干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真的没有那样做。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打算以后让你为我们工作呢，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打算是不可能了。到底是谁告诉他们的？那时候你一无所有，到处游荡，没有住址，没有亲友。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告发。而且告发的人不太可能是阿什或基沃，因为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被逮捕了？” “应该是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你的事情，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好了，好了。” “我对你说的都是实情。我们对彼得斯从荷兰发来的报告很满意。你要想拿钱离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们，我要所有的情报。以后我们也不会强留你，留了也是我们的麻烦。” “麻烦肯定不小，这我清楚，当然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彼得斯对着利玛斯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费德勒拿起威士忌酒瓶，给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酒。 “这里恐怕没有苏打水，”他说，“你要加点水吗？我让他们送苏打水来，他们送来的是令人讨厌的柠檬水。” “哦，算了。”利玛斯说，他觉得非常的累。 费德勒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骄傲的男人。”他说，“不过没关系。你吃了晚饭去睡觉吧。” 一名守卫用托盘送来了吃的，有黑面包、香肠和蔬菜沙拉。 “晚饭比较简单。”费德勒说，“不过我们已经满足了。看来土豆是吃不到了，最近我们这里土豆比较缺。” 他们一言不发地吃了起来。费德勒吃得很小心，像是在减肥似的。 守卫把利玛斯领到了他的卧室。他们让他自己提着行李，就是基沃在他离开英国时给他的那个。他走在两名守卫当中，穿过宽宽的中央通道，来到一扇宽大的绿色门前。一名守卫把门锁打开，他们让利玛斯先进房间。他推开门，看到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卧室，放着两张行军床，一把椅子和一张课桌，布置得和牢房有些像。墙上贴着年轻女人的图片，窗户装有百叶窗。房间的尽头还有一扇门。守卫们示意他再往里面走。他放下行李，走到第二扇门前，打开了门。里面的房间和外面这间完全一样，只是仅放了一张床，四周的墙壁还没有装饰过。 “帮我把行李拿进来。”他说，“我累了。”他躺到床上，没有脱衣服，几分钟内就沉沉地睡着了。 送早饭来的守卫叫醒了他。早饭是黑面包和劣质的咖啡。他起床走到窗前。 这间屋子建在一座较高的小山上。窗下的地势非常陡峭，能看到下面的松树林树冠。远处是连绵的群山，都覆盖着浓密的树林。起伏的山林中，有一些采木滑道和防火隔离带，像被神笔画出似的。放眼看去，四周渺无人烟，看不到房屋、教堂，连居住过的痕迹都没有。只有黄色的土路，蜿蜒地在山谷中穿行。这里非常的寂静，这么大的地方能那么静，让人不可思议。尽管寒冷，天空却很晴朗。昨天夜里肯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漉漉的，蓝天衬托下的景色异常清晰，利玛斯能看清很远处的树木。 他理了理衣服，喝起那发酸的咖啡。就在他正要开始吃面包时，费德勒走了进来。 “早上好。”他愉快地说，“我不打扰你吃早饭。”他坐在了床上。利玛斯不得不递块面包过去，觉得对方的胆子还真大。当然他到利玛斯的房间来算不上胆大，因为外面房间还有两个卫兵守着。可费德勒表现出的那种气度，令利玛斯感到敬佩。 “你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他说。 “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了你们。” “哦，没有。”他微笑着说，“还没有，不是全部。只是你觉得你知道的东西。” “真聪明。”利玛斯低声说，同时把食物放到一边，点上了一根烟—身上最后一根烟。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费德勒用一种夸张的友好语调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你提供的情报？” “什么情报？” “我亲爱的利玛斯，你只给了我们一份情报，就是有关雷迈克的情报，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掌握。你告诉了我们你们在柏林的组织情况，人员情况。我不客气地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尽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描述的该详细的地方也都很详细，没有什么漏洞。不时给我们留下一点点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恕我直言，你提供的情报不值一万五千镑，不值。” 他又笑着加了一句：“按目前的情况，不值那么多。” “听着。”利玛斯说，“不是我开的价，是你们定的。是你还有基沃和彼得斯定的。不是我爬到你们那个娘娘腔朋友面前，求着把过时的情报卖给他的。费德勒，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你们既然开出这个价，你们就应该承担风险。还有，你别忘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如果你说这件事不值得，那也别怪我。”让他们围着我转，这是利玛斯的想法。 “没什么值得不值得。”费德勒回答说，“事情还没有完，所以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你把你觉得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我说过你确实给了我们一份情报。我现在谈的是‘滚石’那个组织的事情。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是我，或者是彼得斯，或是我们中的一员，告诉你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利玛斯耸耸肩膀说：“我会觉得不安。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发现有一个或几个迹象表明，在自己这边潜伏着较高层次的间谍。可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能把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也没有办法设圈套让所有相关人员去钻。你只有紧张地继续寻找新的线索。有一点你别忘了，‘滚石’这个行动中，间谍的潜伏国家都无法确定。” “你是个行家，利玛斯。”费德勒笑着说，“不是清谈家。这点大家都清楚。现在让我从头开始，问你一些问题。” 利玛斯什么都没说。 “那份文件，有关‘滚石’行动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带红线，属于保密级文件。” “那份文件有什么附件吗？” “有的，贴着保密注意事项的标签。上面写着；除标签上授权人员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获得这份文件都必须立即把它交给资金调配部。” “名单上有哪些人？” “你指‘滚石’行动的文件上？” “是的。” “头儿的私人助理、头儿本人、头儿的秘书；资金调配部，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和四处。我想就这么多。可能还有特别派遣部吧，我不确定。” “四处？四处是干什么的？” “苏联和中国以外的铁幕国家。管那些地区的事务。” “你是指东德吗？” “我说的是一个地区。” “四处的人全都可以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有些特别啊？” “是的，也许吧。为什么那样，我不清楚。在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文件。当然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保密文件，但和那种仅限部分人阅读的文件不同。” “那时的四处有哪些人？” “哦，天哪。有吉勒姆，哈卫莱克，还有德·扬吧。德·扬那时候刚从柏林调回。” “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费德勒。”利玛斯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四处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头儿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利玛斯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 “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费德勒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利玛斯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13 蛛丝马迹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搞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身边就有战友。据说巴尔扎克临终前还热切地询问他书中人物的情况，利玛斯同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想象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头儿的判断非常正确。费德勒像个梦游的人，不知不觉中落进头儿为他设置的圈套。看到费德勒和头儿之间好像看法越来越一致了，真是有趣。他们两人好似达成了协议，利玛斯则像是具体的落实者。 也许那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也许费德勒就是头儿要尽力保护的对象。当然他对真相一点都不好奇，不想多问，也知道自己猜不出，他只是希望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有回家的机会。 14 致客户的信 第二天早上，费德勒把信送来让他签字时，利玛斯还没起床。两封信都用了蓝色的薄信纸，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兹湖的塞勒旅馆，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宫酒店。 利玛斯读着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有限公司）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在国外旅行已有数周，在此期间无法收取我在英国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询问我和黑尔—卡尔斯多夫合开账户的账面情况，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为防再次耽搁，请你们将该账户的对账单寄往下列地点，我将于4月21日起在该地点逗留两周。 由Y.德·桑络夫人转交，法国巴黎十二区哥伦布大街13号。 对此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罗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没给他们写过信啊。” “是啊，你没有写过。据我们所知，其实没人写过。不过那会使银行方面担心。如果我们寄去的信和头儿寄给银行的信在内容上有什么冲突的话，有了编造的所谓3月3日的信，银行方面就会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漏收了一封信上。他们的反应将是把你所要求的对账单寄来，并在信中道歉说他们没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内容一样，只是投递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个。利玛斯拿了一张白纸，掏出自己的钢笔，用流利的笔迹写了六七遍“罗伯特·朗”。然后在第一封信上签了这个名字。接着把笔往后斜一点，开始练习第二个签名。直到练熟后，他在第二封信上签下了“史蒂芬·伯内特”。 “了不起。”费德勒说，“很了不起。” “现在还要做什么？” “这两封信今天就会在瑞士的两个地点被寄出。只要一有回信，我们在巴黎的人就会电报通知我。一周之内就应该有结果了。” “这段时间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知道和我在一起很乏味，对不起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去散步，开车在附近山里转转，打发时间吧。希望你放松心情接着说，说说伦敦的事情，说说圆场的事情，说说圆场各部门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闲话、工资、休假、办公室安排、文件和人员情况。任何细节问题都可以。我要了解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另外……”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 “什么？” “我们可以安排……可以安排人来陪我们。可以让人陪我们消遣。” “你是说给我找个女人？”他问。 “是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不像你，还没有到要人拉皮条的地步。” 费德勒对他的话似乎并不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你在英国不是有个女人吗？那个图书馆的姑娘？”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听着！”他喊道，“给我听好—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威胁我，总之不许再说了，费德勒。永远都不要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不然我就拒绝和你们合作，我说到做到，你休想再听到我的一句话。费德勒，你把这些话传给蒙特和你们那些浑蛋领导，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的，我告诉他们。”费德勒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去散步。天很暗，乌云密布，还比较暖和。 “我去过一次英国。”费德勒很随意地说，“那是在二战前，我和父母去加拿大时路过的。当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在英国停留了两天。” 利玛斯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费德勒接着说，“多年以后我差一点去英国工作。本来我要去接替蒙特担任钢铁业代表团的职务—你知道蒙特曾在伦敦工作过吧？” “知道。”利玛斯含糊地回答。 “我对那项工作还有点好奇，到底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想是和其他你们阵营的派遣人员一起，玩些老把戏。也和英国商界有些接触，不过联系不多。”利玛斯的话里带着厌倦。 “可是蒙特在那里干得很好啊，他那时是如鱼得水。” “听说是的。”利玛斯说，“他还杀了好几个人。” “这你也听说了？” “听彼得·吉勒姆说过。他和乔治·史迈利曾负责这件事情。蒙特那个浑蛋差点把乔治也杀了。” “是芬南那个案子吧，”费德勒深思着，“蒙特还有办法逃出来，很了不起吧？” “是啊，也许吧。” “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蒙特的照片和个人情况在英国外交部都有备案。就算这样，你们动员全英国的警力都没有能抓到他。”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利玛斯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追捕他。” 费德勒突然停下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 “彼得·吉勒姆曾对我说，他认为英国方面并不想抓到蒙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们机构的设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行动指挥，只有一个叫曼斯顿的人作为行动顾问。曼斯顿一开头就把芬南那件案子搞得一团糟，这都是吉勒姆告诉我的。彼得认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抓蒙特的话，肯定能抓住他，会把他送上法庭，还很可能被判死刑。可那样一来，曼斯顿的职业生涯肯定就完了。彼得对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可他对没有尽力抓捕蒙特这一点却很确定。” “你肯定吗？你肯定吉勒姆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吗？那时英国方面没有尽力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我当然能肯定。” “吉勒姆有没有说过别的放蒙特走的原因？” “什么意思？” 费德勒摇了摇头，他们沿路向前走去。 “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 15 邀请 丽兹看着党中央寄来的信，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她觉得有些奇怪，但心里也确实很兴奋。为什么他们不先和自己通个气呢？是区党委把她的名字报上去的吗？还是党中央亲自选拔的？可她好像并不认识任何党中央里的人啊。尽管她听过一些党领导的报告，在区党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党的组织工作者握过手。也许是那个负责党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人记住了自己。那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有点女性化，名字叫阿什，对自己很客气。他那时候对她很感兴趣，所以丽兹估摸着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那个男人有点怪，那次会议后请她去喝咖啡，还问她有关男朋友的情况。不过那人并不是好色之徒，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老实说，那人有些古怪，问了她很多很多的个人情况。问她：入党多长时间了？离开父母生活的时候想不想家？她有很多男朋友还是心里只有一个人？尽管她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可那人却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工人当家做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的工人诗人等等。那人对东欧国家非常了解，肯定去过很多次吧。她猜对方是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很会说教，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开会的时候，曾为“奋斗基金”捐款，看到阿什捐了一镑，丽兹觉得非常惊讶。是他，肯定是他，是阿什记住了自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区党委，接着又被报到了中央。整个过程有点出人意料。她转念一想，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公开化。丽兹只是觉得老是神神秘秘的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也许他们是不得已吧，谁知道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党的工作者们。 她又把信读了一遍。中央的专用信签上，顶部印有红色的粗体字。信开头的称呼是“同志”，让丽兹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她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不习惯被人称为“同志”。 亲爱的同志： 最近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同志们经过磋商，决定实施我党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党员交流互访项目。该项目是为了促进我们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合作。目前，由于英国内务部对民主德国居民采取歧视性政策，使德国统一党的成员无法在近期来英国访问。尽管如此，统一党的同志们还是觉得有必要加强我们两党的交往。为此慷慨地邀请我们五名从各支部里选拔出的党员。选出的同志要政治过硬，善于发动群众。最后选出的同志将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三周。在那里参加支部会议、研究工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并见证来自西方法西斯政权挑衅行为的证据。这是我们了解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绝好机会。 因此，我们要求各区选拔一些年轻工人干部报名参加，相信他们都会从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现在你已被推选。我们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你应该切实落实该项目的第二部分工作，即和民主德国的对口党支部建立联系。你将参加的支部的党员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工人背景，和你有同样的世界观。你所在区的对口联系支部在莱比锡郊区的诺因哈根。诺因哈根支部的书记是弗莱德·罗曼，他将热烈地欢迎你。我们相信你是这次活动的合适人选，也确信活动会非常成功。所有活动费用由民主德国文化部负担。 希望你能认识到这次活动的重要性，相信你能克服困难，积极参加。访问将在下个月23日左右开始，入选的同志们按和对方约定的时间，分别前往。请尽快告知你能否参加该活动，我们会将具体安排通知给你。 她越看越觉得这封信奇怪。通知的提前时间不长，他们怎么知道她能从图书馆请到假期？当她想起阿什曾问过自己在假日里都干些什么时，不禁有点吃惊。那人还问过自己年休假休了没有，问她要是休假被占用是不是会很在意。信里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候选人名字呢？好像选中自己的理由并不充分，选中自己实在有些意外。一般来说，党里的通知都很简短，有时候仅让同志们打电话过去。这封信看上去很正式，反而不像是党中央发出的。不过信的签名没有问题，肯定是文化负责人的签字，她在以前的通知中见过这个签名，熟悉那笨拙、有点官僚气息、有点不可一世的签字风格。说她有群众工作经验，那真是荒唐。她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她很讨厌党的这项工作，不喜欢拿个大喇叭到工厂门口去叫，或者到街头去卖《工人报》，更不喜欢挨家挨户去拉选票。她能接受温和性的工作，觉得还有些意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嬉闹的儿童、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站在家门口的老人们，会有一种为劳动大众奋斗的感觉，是为了和平在斗争。 不过她讨厌看到那些白热化的选票争夺战，以及费力的卖报活动等。其原因可能是具体工作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崇高吧。在支部开会的时候，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畅谈建设一个新世界，要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锋，揭示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都是不费力的事情。可后来却要她捧着一大沓《工人报》上街去卖，而且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卖出一份。有时候她也会和别人一样作假，自己掏钱把报纸买下后扔掉，让自己早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开会的时候，他们会吹嘘自己卖报纸的成绩，像是忘了那些报纸实际上是自己买下的。“戈尔德同志在星期六晚上卖出了十八份报纸—十八份！”这将被记在会议记录中，还能上支部的公告栏。区支部的人干劲都很高，也许这次为向奋斗基金捐款的事又会表扬她呢。她心里其实也不想弄虚作假，不过安慰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别人都理解这种作假行为吧。他们选她当上支部委员，也是一件怪事。那是慕里根提议的—选我们年轻、有活力、有魅力的同志—他可能梦想让丽兹当上支部委员，丽兹就会陪他上床似的。其他党员同意他的推选是因为他们对丽兹印象不错，因为她会打字，还因为丽兹不会逼他们周末上街卖报纸。尽管也不是一直让他们卖报纸。别人推选她也有别的因素。大家把支部当成一个不错的社交俱乐部，不喜欢那么的一本正经。反正就那么回事。阿历克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并不当回事。他曾经说过：“养宠物和入党，都是人的喜好。”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起码在她的支部就是那样，这一点她很清楚。她这样思想境界的人会被选为支部委员，就显得很奇怪了。而她心里非常不愿意承认一点：那次选举是区支部领导操纵的。操纵选举的主使人应该就是阿什。也许阿什很喜欢她，也许他正好脑子出了问题。 丽兹想到这里，很夸张地耸了耸肩膀。心情激动的人在别人不在时，常会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这次活动可是在国外举行啊，活动还很自由很有趣。她从没有出过国，也知道自己没有财力出国。出国肯定很好玩。尽管她对德国人还有些看法，不过同志们都说，现在只在西德还有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而东德很民主，东德人民热爱和平。不过她觉得所有的好德国人都在一边，而坏德国人都在另一边，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就是那些坏德国人杀死了她的父亲。也许党选中她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吧。—算是对她的一次慷慨补偿。也许这个安排是阿什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想到的，对，这样就说得通了。她心中突然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他们都是些好人，和他们一起奋斗，她觉得很自豪。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那里她用一个旧的文具袋存放着支部的文具和图章。她在旧打字机上放上一张纸，打字机是区支部的人听说她会打字送过来的。尽管打字机有点小问题，不过还能用。她打了一封信，愿意参加活动并表示感谢。党中央真好—坚定而又仁慈、讲原则而又很有人情味。都很好，都是好人，都是和平的卫士。当她关抽屉的时候，看到了史迈利留下的那张名片。 她还记得那个小个子男人，那张满是皱纹、表情真诚的脸。那时他站在她房间门口说：“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表现得很傻。好吧，去旅行一趟，会暂时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的。 16 被捕 费德勒和利玛斯开车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夜晚的山峦显得幽暗而深邃，稀少的灯光像是大海中航船上的渔火一样，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 费德勒把车停进房子一边的车棚里，他们一起向前门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树林里有叫声，有人在叫费德勒的名字。他们转过身来，利玛斯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二十米开外站着三个男人，很显然是在等费德勒。 “你们要干什么？”费德勒大声问。 “我们要和你谈谈。我们是柏林来的。”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该死的卫兵在哪里？”他问利玛斯，“前门应该有卫兵把守的。” 利玛斯耸了耸肩。 “门厅里的灯为什么没有亮？”他再次发问。他似乎还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但也开始慢慢地向那些人走去。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于是摸索着走过没有灯的正房，向连在房子后面的住处走去。后面的房子很简陋，一面靠着房子后墙而建，三面都被浓密的小松树林所包围。那里一共有三个相邻的房间，没有过道。当中一个房间是给利玛斯住的，靠后墙的那个房间给两名看守住。利玛斯不知道最里面一个房间是谁在住。他曾试图打开通往里间的房门，可那道门被锁上了。他只是一天早上出去散步时，透过里间窗帘的缝隙，才发现那也是一间卧室。本来有两名守卫一直在五十米开外处跟着他，可那天他们没有跟到房子后面来，这样利玛斯才透过窗帘缝隙看了一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那里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有被褥，一张小写字台上放着纸张。他猜测是德国某方面的人住在里面监视他。可像利玛斯那样经过风浪的人，又怎么会怕人监视。当年在柏林的时候，时刻都被人监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自己不乱，别人也拿你没办法。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稳重而且有出众的记忆力。总之这是他的强项。他能很快发现监视对象，知道那些人看重哪些方面的信息，通晓其中的伎俩和弱点，更了解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利玛斯被人监视，这算不了什么。他穿过正房里破旧的走道，走进后面守卫住的房间。站在守卫住的房间里，他清楚地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 后面三间房的灯光是由前面房间里某处的开关控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灯的开闭。过去几天中，早上房间里那盏吊着的电灯会突然亮起来，经常把他惊醒。而夜里灯被人关掉后，他只有上床睡觉。现在才晚上九点，灯已经灭了。通常情况下，要到十一点钟才熄灯。现在那两个看守不在房间里，房间的百叶窗也放下了。他让通到主屋的那道门开着，这样通过走道能有一些微弱的灯光透进来。借着那一点点光亮，他能看到守卫的床上都是空的。利玛斯站在房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惊讶。身后的门关上了，也许是自动关上的吧。利玛斯并没有去开门。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门关上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动静，没有关门声也没有脚步声。利玛斯的本能让他突然警觉起来，他闻到了雪茄的味道。烟味应该早就有了，不过利玛斯刚刚察觉。黑暗中的他变得像盲人那样，听觉和触觉变得更加敏锐。 他口袋里虽然有火柴，但他并不想用。他向侧面跨了一步，把后背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利玛斯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等着他穿过守卫房间进入他住的那间卧室。利玛斯于是决定就待在这里。接着他从前屋过来的方向听到清晰的脚步声，有人走到刚才关上的门前，扭动把手开门。利玛斯还是没有动，还没到行动的时机。事情很清楚了，对方是来抓他。利玛斯很缓慢地蹲下去，同时把一只手插到夹克衫口袋里。他显得非常的冷静，可以说是期待着一展身手。可脑子里却想起了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当做武器：烟灰缸、几枚硬币或一支钢笔，只要能砸能切就行。”这是战时那个温和的小个子威尔士教官经常说的话，“不要同时用双手，握刀、枪、棍棒都要用单手。要让左手空着，横放在腹前。如果实在找不到武器，就伸直拇指双手握拳。”这时他右手里有一盒火柴，他用力紧握火柴盒，让捏碎的火柴盒木材碎片从手指间伸出。弄好后，他沿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到房间一角，他知道那里放着一把椅子。现在不怕发出声响，他把椅子推到房间中央。退回墙角的时候，他默数着走过的步数，然后在房间角落处站好。这时，他听到里面他住的那间卧室的门开了，但没有开灯，使他连人影都看不到，估计对方还站在那道门口。四周漆黑一片。他并不敢向前攻击，房间的中央放着那张椅子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知道椅子的位置而对方却不知道。对方肯定会攻过来的，肯定会。他不能等着让他们的助手从外面赶来把电门合上，把灯打开。 “来啊，你们这些浑蛋，”他用德语挑衅说，“我在这里，就在房角。过来抓我啊，来啊。”没有动静。 “我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吗？怎么啦，小毛孩儿们，上啊。”这时听到一个人冲过来了，后面还有个人跟着。接着是那人被椅子绊倒时的咒骂声，这正是利玛斯期待出现的情景。他把手上的火柴盒扔掉，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爬，爬的时候左手伸在身前，像在密林中行走时拨开前方的树枝那样，无声地拨动着。他触到一只手臂和暖和、扎手的布军装。利玛斯还是用左手，有意地碰了那手臂两次，很清晰地碰了两次。接着听到一个惊慌的声音，那人凑到耳边用德语问： “汉斯，是你吗？” “闭嘴，你这个笨蛋。”利玛斯低声回答的同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头发，一把拉过来。接着猛地挥动右掌，奋力斩向对方的后颈。再把那人拉得头仰起来，用掌尖狠狠地戳向对方的喉咙。这才松手让对方倒下。就在那人的身体摔倒在地时，灯亮了。 门口站着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上尉，抽着雪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便衣，很年轻，手上端着手枪。利玛斯知道那种枪是捷克制造，枪把上有装弹拨杆。他们都看着躺在地板上的那个人。有人打开了外面的门，就在利玛斯转头去看时，听到一声大喊—利玛斯想是上尉发出的—命令他不许动。他慢慢地转身面对那三个男人。 对方打上来时，他双手没来得及还击。对方打得很狠，像是要打碎他的脑袋。他倒下了，忽忽悠悠地失去知觉前，还在估计对方是用左轮枪砸的，就是那种有转轮、枪柄上能系枪绳的那种枪。 他醒来是因为一个囚犯在唱歌，而看守在大声地让那个人闭嘴。睁开双眼时，感到头部一阵剧痛。他躺着，用力地睁开眼睛，眼前满是金星。他尽力让自己恢复知觉，开始感到双脚冰凉，还闻到了囚服的酸臭味。歌声已经停了，利玛斯突然很希望那人能继续唱下去，尽管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费力地想抬手摸摸脸上的血块，发现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脚肯定也被绑着，脚部血流不畅，所以才觉得特别冷。他痛苦地四下张望，尽力把头从地板上抬起一点。他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双膝，于是本能地想把腿伸直。刚一动作，浑身一阵剧痛，使他忍不住叫出声来。叫声中充满了痛苦和自怜，像是人临死前的哀号。他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试图忍住疼痛。觉得不服气，又开始很缓慢地想把腿伸直。那种剧痛又出现了，可这次利玛斯找到了疼痛的原因：他的手脚在身后被锁在了一起。他要是一伸腿，铁链就拉动他的肩膀，让他受伤的头部压向身下的石板地面。可以肯定，他们在他昏死以后还继续殴打他。现在他浑身是伤，下身特别地痛。他不知道有没有杀了那个家伙，希望已经干掉了。 上方的灯很大很亮，像是医院的手术灯。房里没有家具，地方不大，四周是刷着白灰的墙壁和灰色的钢门。那灰色是烟灰色，伦敦很多房子都是这种颜色。房里没有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除了疼痛，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有人来之前，他就那样躺了好几个小时。在强光的烘烤下，他觉得很渴，可他没有叫。门终于开了，蒙特站在那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蒙特，史迈利给他描述过这人的模样。 17 蒙特 他们给他松了绑，让他挣扎着站起来。开始他差点站起来了，可他手脚的血脉刚刚畅通，关节还没有活动开，所以身体一软摔倒在地。那些人看着躺在地上的他，就像孩子们在看地上的昆虫一样无动于衷。其中一名看守走到蒙特身前，呵叫着让利玛斯站起来。利玛斯爬到墙边，用颤抖的双手扶着墙上的白砖，试图站起来。还没等他站直，那名看守一脚踢过来，他又倒在了地上。他再次爬起的时候，看守没有踢他。他刚靠着墙站了起来，看到眼前的看守正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腿上，他知道对方又要踢他了。利玛斯用尽残存的力气，猛地前冲，低头撞向看守的脸部。他们一起摔倒，利玛斯压在对方身上。那名看守站起来后，利玛斯躺在地上，等着对方来报复。但蒙特对那名看守说了什么，利玛斯觉得自己的肩膀和两脚被揪着提了起来，出了小屋子，他听见门关上了。他渴极了。 他们把他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房里放着考究的书桌和扶手椅。格子窗户上的遮阳板半掩着。蒙特在桌后坐下，利玛斯坐在了一张扶手椅上，眼睛半睁半闭。那几个看守站在门口。 “让我喝点东西。”利玛斯说。 “威士忌？” “水。” 蒙特用水瓶在墙角的自来水龙头上灌了一瓶水，连同一只杯子放在利玛斯身边的桌子上。 “给他弄点吃的来。”他命令说。一个看守出去拿来了一碗汤和一些香肠。利玛斯喝水吃饭的时候，那些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费德勒在哪里？”利玛斯先开口问。 “被捕了。”蒙特简短地回答。 “什么罪名？” “阴谋破坏人民安全。” 利玛斯慢慢地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你赢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逮捕他的？” “昨天晚上。”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尽力盯着蒙特问：“准备把我怎么样？” “你是重要证人，当然你也将接受审判。” “我是伦敦方面阴谋陷害蒙特的参与者，对吧？” 蒙特点了点头，点上香烟，让一名看守把烟传给利玛斯。“你说对了。”他说。那名看守走到利玛斯面前，带着愤恨的神情，把烟放在利玛斯的嘴上。 “好一个复杂的行动啊。”利玛斯说。接着又不明智地加了一句：“像中国人一样聪明。” 蒙特什么也没说。随着讯问的进行，利玛斯慢慢习惯了蒙特的沉默。蒙特说话的声音其实相当悦耳，这是利玛斯没有想到的。不过蒙特很少说话，这可能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自信，所以不愿意说一句废话。没必要说就沉默，总比硬找话说来得好。他在这一点上不像那些专事审讯的人。那些人都擅长让审讯对象开口，开展心理攻势，迫使犯人坦白交代。蒙特不喜欢那些伎俩，他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利玛斯喜欢这种品格。 蒙特的外貌和他的秉性相称，看上去像名运动员。他头发剃得很短，没什么光泽但也很整洁。年轻的脸上有着生硬的纹路，有威严但缺少幽默感和亲和力。他虽然看上去年轻，却显得成熟，比他年长的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衣服显得很合身。利玛斯忘不了蒙特当过杀手，他这样冷酷、自律的人，当杀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蒙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必要时，要以另一项罪名起诉你，”蒙特平静地说，“那就是谋杀。” “你是说那个看守死了？”利玛斯问。 说到这里，他头部又是一阵剧痛。 蒙特点了点头。“死了，”他说，“你主要的罪名是间谍罪，我建议对费德勒进行公开审理，中央委员会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你要我招供？”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证据。” “证据会有的。你的供词就是证据。”蒙特的口气中并不带威胁，说得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 “当然了，你有获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你可以说你被英国情报机构勒索，他们控告你偷钱，以此骗你设诡计陷害我。这样的话就能获得法庭的宽大处理。” 利玛斯的心理防线好似已被突破。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控我偷了钱？”蒙特不回答。 “费德勒真的很笨，”蒙特说，“其实我一看到我们的朋友彼得斯送来的报告，我就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了。我也算准费德勒一定会上当，因为他太恨我了。”蒙特说着点了点头，像是在强调他说话的真实性。“你们的人掌握这个情况，才设计了这么聪明的一次行动。你说，是谁设计的。是史迈利吗？是他干的吗？”利玛斯不说话。 “我曾让费德勒把他对你的审讯记录送给我。我要他交出来，他却一直拖着不给。我就知道我猜对了。他昨天把材料发到了中央委员们手里，也没有送给我一份。你们伦敦方面的人还真有本事啊。” 利玛斯不开口。 “你最后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蒙特很随便地问了一句。利玛斯有些犹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头还痛得厉害。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蒙特又问道。 “记不清了。”利玛斯这样回答，“他现在很少被外派执行任务了，只是有时候做些事情。” “他和彼得·吉勒姆关系很密切，对吧？” “我想是的吧，是的。” “你认为吉勒姆是在研究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领导着一个人员很少的奇怪部门，具体工作内容你也不清楚。” “是的。”他脑部的剧痛使他的视觉和听觉变得模糊起来，眼睛刺痛，想呕吐。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蒙特摇摇头。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能陷害我的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人们最近一次见到某个人，都不会忘记的。这样说吧，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你从柏林回去以后吗？” “是的，我想是的。他在圆场……碰到过他一次，在伦敦圆场。”利玛斯这时已经把眼睛闭上，浑身在冒汗。“我坚持不住了……蒙特，不能再说了，蒙特。我很不舒服。”他说。 “阿什搭识你以后，也就落入了你们设的圈套，你们一起吃过午饭吗？” “是的，一起吃过午饭。” “那次午饭在四点半结束。那以后你去了哪里？” “我想是去了城里。我记不清了……天哪，蒙特。”他用手抱着头说，“我不能再说了，该死的头痛……” “那以后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要甩掉跟踪你的人？你那时候特意甩掉跟踪者的目的是什么？” 利玛斯什么都不说，双手抱着头，不停地大口喘气。 “回答这个问题，就让你上床休息。不然就把你送回刚才那间牢房，听清楚了吗？把你像牲口一样捆起来扔到那里，知道吗？快说那时候你去了哪里？” 他脑部的跳痛感突然加剧。房子在打转，周围有说话声和脚步声，眼前出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声音越来越远，喊叫声不是对着他来的。门开了，他很确定门被打开。房间里都是人，都在大喊大叫，接着有人离开，有人列队离开，整齐的步伐节奏震得头痛。响声过后，一片寂静。接着有人在他前额放了一块湿布，这对他如天降甘霖一般。他被人小心地抬走了。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看到床前站着的是费德勒，正在抽烟。 18 费德勒 利玛斯打量着四周。一张有被褥的床，单人病房的窗户没有上铁栏，只有窗帘和毛玻璃。墙是浅绿色的，地上铺着深绿的油地毡。费德勒看着他，在抽烟。 一名护士给他送来了食物：一只蛋、一碗清汤和一些水果。他觉得浑身无力，但清楚还是要吃些东西为好。他吃的时候，费德勒站在一边看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问。 “糟透了。”利玛斯回答说。 “没有好点吗？” “稍微好点了。”他犹豫着说，“那帮家伙把我整惨了。” “你杀了一名看守，知道吗？” “我想是的……谁让他们抓人的时候那么笨呢。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一起抓起来？为什么要把灯都关了？太精心安排的事情，反而容易砸锅。” “我们这个民族就有过分认真的习惯，而外国人说我们是讲究效率。” 双方又都沉默了。 “你怎么样了？”利玛斯问。 “哦，我也被抓去审问了。” “被蒙特的人抓的？” “是蒙特的手下和蒙特本人。那种感觉很怪。” “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我是说心里感觉很怪。除了身体上的苦头外，蒙特喜欢在心理上折磨人，而且折磨人并不全是为了让人招供。” “他是恨你陷害他……” “因为我是犹太人。” “天哪。”利玛斯轻声说。 “所以我受到他的特别对待。他一直压低声音和我说话，真是奇怪。” “他说了些什么？” 费德勒没有回答。后来低声地说了一句：“全都过去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我已经向中央申请逮捕蒙特，以背叛人民的罪名缉捕他。” “你疯了，我告诉过你，你真的是疯了，费德勒。他绝不会……” “除了你提供的证据外，我还有其他针对他的证据。过去三年里，我一直都在收集那些证据，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你提供的证据只是其中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立即给除蒙特外的每个中央委员都送去了一份材料。他们收到材料的那天也就是我申请对蒙特逮捕令的日子。” “也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日子。” “是的。我知道蒙特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有朋友，至少有那种一收到我的材料就跑去报告蒙特的小人。不过，我知道他终究要失败。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问题。我们被抓起来审讯的几天里，中央的人反复研究了我送上去的材料，终于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大家都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关心，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特，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件事。” “特别法庭？” “当然是不公开的，明天就会开庭。蒙特已经被逮捕。”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你还收集了什么证据？” “你就等着瞧吧。”费德勒微笑着回答说，“明天你就能看到。” 费德勒又不说话了，看着利玛斯吃东西。 “这个特别法庭，”利玛斯问，“怎么运作？” “那就取决于法庭主持人了。它不是人民法院，这一点很重要。它更像是一场听证会，由中央委派人对某个……对象听取证词、做出结论。当然结论是建议性的，不过那种结论和判决也没什么区别。整个过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秘密进行。” “具体怎么操作？有辩护人和法官吗？” “有三名法官，”费德勒说，“实际上也有辩护人。明天我本人对蒙特提出指控。卡尔顿将为蒙特辩护。” “谁是卡尔顿？”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说，“看起来像个乡下医生，一个仁慈的小个子。他曾被关在纳粹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为什么蒙特不能为自己辩护？” “那是蒙特自己决定的事情。据说卡尔顿还要招一名证人。” 利玛斯耸了耸肩。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双方又沉默了。后来还是费德勒深思着先开口说话： “如果他出于仇恨或嫉妒而伤害我本人，我不会在意，我想我不会计较，起码不会很计较。你明白吗？在忍受那漫长的痛苦中，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我或者倒下，或者奋力承担苦难，苍天作证，苦难不断袭来，无休无止的折磨，让人无从回避。’他一直叫我犹太佬，这些我都不在意，真的无所谓。无论他是因为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关系，问题是，他恨……” “够了。”利玛斯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他是个浑蛋。” “是的，”费德勒说，“他的确不是好人。”他似乎很兴奋，利玛斯猜想他现在很想对人吹嘘一番。 “我对你的话想得很多，”费德勒接着说，“经常回味我们的那次谈话，你还记得吗？关于马达问题的那次谈话？” “什么马达？” 费德勒笑了。“对不起，这是直译出来的词。我说的马达是驱动力、精神和动机的意思，基督徒都这么说。” “我不信基督教。” 费德勒耸了耸肩。“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他又微笑着说，“不说这些让你不自在的事情了。这样说吧，如果说蒙特是对的，他会让我交代问题，即让我交代怎么和英国间谍合谋置他于死地。你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情报部门设计的，你我串通一气，图谋把我们最优秀的情报人员除掉。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对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利玛斯冷淡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好像全是我的阴谋诡计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阴谋，我们先假设是这样，你别在意，我是在举例说明问题。你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吗……” “蒙特本来就是一个杀手。”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样的人，假设英国方面要除掉的人是我，伦敦会做这种事情吗？” “那可说不定……要看需要了……” “啊，”费德勒很满足地说，“要看需要。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谈过交通事故和统计数据的问题。好，真是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你必须睡一会儿。”费德勒说，“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准备，想吃什么都可以。养足精神，明天要你去说话。”他走到门口时，回头说：“我们是一伙的，这是句玩笑话。” 利玛斯很快就睡着了。听到费德勒说要和他一起尽快把蒙特干掉，他觉得心安了许多。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9 支部会议 丽兹在莱比锡过得很愉快。艰苦的生活并未影响她的心情，反而给了她一种奉献的满足感。她住的那间小屋子照明不足、条件简陋，吃的也很差，据说好的食物都优先给了孩子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总在谈论政治问题。和她一起的是爱伯特太太，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人，莱比锡—霍恩格伦地区支部的书记，她丈夫是郊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场长。丽兹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里，或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条件艰苦，但精神上很满足。丽兹以前和姑妈学过一些德语，现在这么快就能用德语交流，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开始的时候，她试着和孩子们说德语，那些孩子笑着帮她练习。开头几天，他们和她相处不是很自在，把她当成什么大人物，或是什么稀客。可到了第三天，孩子们就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从“那边”带巧克力过来。她没有想到要带巧克力，所以觉得很难为情。为此，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了。 晚上还有党的工作要做。要分发传单，找那些欠交党费和开会迟到的人谈话，还要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对“农产品集中分配问题”之类的论题进行讨论。还去过郊区一家机械工具厂，出席了“工人政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到了第四天，星期四，他们举行本支部党员会议。丽兹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她的贝斯沃特党支部也能举行这样的大会。他们为这天晚上的讨论会起了一个很棒的名字：“二战后的和平共处”。他们预计参加人数会创出新纪录。他们把会议通知发遍了全区，同时确认了这天晚上没有别的会议，以免冲突。并且这天还不是商店开夜市的日子。 大会只来了七个人。 七个人加上丽兹、支部书记和区里来的一个人。丽兹虽然摆出一副勇敢面对的表情，心里却是非常的失望。会议开始时，她一直无法听进发言人的话。等她平静下来后，发言人用德语说的复杂从句，她又听不懂了。这和贝斯沃特支部会议很相似，和教会的祈祷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她以前经常去教堂。—同样都是一小群困惑的人聚在一起，同样都是夸张的自我反省，同样都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感觉。她总是这么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可怕的，但她也没办法。可她真的希望最好一个人都没来，因为那样反倒干脆。当然，那样会使他们为难，仿佛受到了污辱，但是你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但是，只来了七个人，比一个人都没有更糟糕。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体现。他们真让人痛心啊！ 这里的会场比她贝斯沃特支部租借的教室要好一些，可还是让人不舒服。在英国，需要动脑筋去找会场，至少那个过程还有点意思。他们开始找的时候，还假装不是开党支部会，而是别的什么聚会。他们那时候在酒吧、咖啡馆，或轮流到党员家里开会。后来中学老师比尔·黑泽尔加入了她的支部，他们就开始用他的教室当会场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学校校长以为比尔在办一个戏剧兴趣小组，以后还是有被禁止使用的可能。就算那样，也比这里的“和平会场”好。这里的会场用水泥预制板搭起，墙角多处开裂，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悬挂着列宁的画像。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领袖画像配上那么傻的镜框。会场角落里的管风琴上满是灰尘，弄得像是法西斯葬礼上的摆设。有时候她觉得阿历克说得没错：人们的信仰是出于需要，信仰什么倒并不重要。他的原话是：“一条狗哪里痒抓哪里，不同的狗发痒的地方不同。”不，不对，阿历克说得不对—那样说太难听了。和平、自由和平等都是现实问题，还有党已经阐明的那些历史必然性。不，阿历克说得不对：真理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掌握，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党是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是保卫和平的尖兵……她满脑子都是那些吃不准的教条。回到现实，她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满脸饥色、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丽兹等着爱伯特太太拿走门边桌上那堆没有卖出去的宣传品。她在签到簿上签到后，穿上了外套，晚上外面很冷。作报告的人已经走了，没等到讨论结束就走了，让丽兹觉得不太礼貌。爱伯特太太站在门口准备关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夜色中走到了门口。丽兹猛一看还以为是阿什来了，那人身材修长，个子很高，也穿着那种带皮纽扣的风衣。 “是爱伯特同志吗？”那人问。 “你是？” “我来找一位英国的同志，戈尔德。她和你在一起吗？” “我是丽兹·戈尔德。”丽兹插嘴说。那个男人走进会场，将门关上，这才看清他的容貌。 “我是区里来的，叫霍尔顿。”他给还站在门口的爱伯特太太看了证明之类的东西。爱伯特太太点点头后，有些担心地看着丽兹。 “我按中央的指示，传信给戈尔德同志，”他说，“你在这里的交流计划有些变化，现需要你去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哦。”丽兹傻傻地回答。连党中央都知道她，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是一种表示，”霍尔顿说，“一种友好的表示。” “可是我—可是爱伯特太太……”丽兹有些无助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爱伯特同志一定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理解。”爱伯特太太立即回答说。 “那个会议在哪里举行？” “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出发，”霍尔顿回答道，“我们要赶很长的路，要去戈尔里茨。” “去戈尔里茨……那是哪里？” “东部，”爱伯特太太马上接口说，“靠近波兰边境。” “现在我们开车送你回住处，收拾好东西后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晚上？现在？” “是的。”霍尔顿似乎并不给丽兹选择的余地。 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在外面等着，前排坐着司机。车前部有插旗子的底座，看上去像一部军车。 20 特别法庭 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没有从赫尔辛基银行得到回信，其原因不明。不过请允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利玛斯在6月15日把钱存进了哥本哈根的银行。在你们手上的材料中有一份复印件，就是皇家北欧银行给罗伯特·朗的回信。罗伯特·朗是利玛斯在那家银行开存款账户时用的假名。从这封信中（在材料的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存款数目是一万美元，在存入后一周被账户共同开户人取走。我们这样设想一下，”费德勒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前排一动不动的蒙特，继续说，“被告也不否认6月21日他就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执行‘部门’的秘密行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利玛斯去赫尔辛基是他第二次出国去存钱，具体时间是9月24日。”他提高声调，转身直视蒙特。“而就在10月3日，蒙特同志秘密地去了一趟芬兰，还是以替‘部门’办事的名义去的。”法庭上一片寂静。费德勒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面对法庭。他压低嗓音，用明显的威胁口吻问道：“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好，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些事情。” 他转而问利玛斯：“证人，你在柏林活动期间，和社会统一党中央前任秘书卡尔·雷迈克建立了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我发展的间谍，后来被蒙特的人杀了。” “一点不错。他被蒙特的人杀了。除他之外，还有好几个间谍在进行审讯前就被蒙特同志杀了。但他在被蒙特杀死之前，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吧？” 利玛斯点了点头。 “请你说明一下雷迈克和你称为头儿的那个人的会面情况。” “头儿从伦敦来柏林见卡尔。我想因为卡尔是我们最有成绩的间谍之一，所以头儿才要见他。” 费德勒打断说：“他也是最受信任的间谍之一吧？” “是的，是的。伦敦方面很喜欢卡尔，对他很信任。头儿来后，我安排卡尔去我的住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我心里其实并不愿意卡尔去我的住处，但又不好对头儿说。伦敦方面有他们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我那时非常担心他们会找借口把卡尔划归伦敦方面直接联系，伦敦方面做得出那种事情的。” “所以你就安排了你们三人见面。”费德勒不客气地插话，“那后来呢？” “头儿事先要求我给他一刻钟时间，让他单独和卡尔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就以威士忌酒喝光了，离开公寓去了德·扬的住处。我在德·扬那里喝了几杯酒，借了一瓶威士忌，这才回去。” “回去的情景怎样？” “什么意思？” “你回去时，头儿和雷迈克是不是还在说话？如果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 “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在谈话。” “谢谢你。你可以坐下了。” 利玛斯回到房间后面的座位上。费德勒转向三名法庭人员，又开腔了。 “我想先谈谈间谍雷迈克，已被人枪杀的卡尔·雷迈克。在你们面前的材料里，有雷迈克给在柏林的利玛斯送去的所有情报清单，这些还是利玛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卖国记录。请允许我为大家说明一下。雷迈克给他的主子提供了我们‘部门’完整而详细的人员和工作情报。他那时候竟然能够提供我们‘部门’最秘密的工作安排，连利玛斯对此都觉得有些意外。他作为党中央的秘书，可以拿到各个秘密会议的记录。 “这对他并不困难，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整理编辑会议记录。可雷迈克能接触到‘部门’的机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谁在1959年底共同推举雷迈克进入人民保卫委员会的？那可是党中央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是协调和讨论安全部门事务的机构。是谁建议让雷迈克有权接触到‘部门’的秘密文件？是谁自1959年开始（也就是蒙特从英国回来的那一年，请大家注意），在雷迈克职业生涯中专门把他往重要岗位上推？让我来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费德勒庄严宣布，“就是汉斯·迪爱特·蒙特，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雷迈克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来回忆一下雷迈克是如何在柏林和西方间谍机构接上头的，他是怎么会就选中德·扬的汽车，在车里放胶卷的？你们对雷迈克居然有那种预见性而不觉得惊讶吗？他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在哪一天找到那辆特定的车？雷迈克自己没有汽车，他不可能是从德·扬在西柏林的住处就开始跟踪吧。他能那样做只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安全机构里有人让他那么做的，并且在德·扬的汽车一过检查站就马上通知他。蒙特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雷迈克。我在此再次强调，幕后人物是汉斯·迪爱特·蒙特，雷迈克只是他的仆从，是蒙特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联络工具！” 费德勒停了停，平静地接着说： “蒙特—雷迈克—利玛斯：串成了一条线。而全世界都采取这样一个特工活动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实现单线联系。所以利玛斯到现在还坚持他完全不知道蒙特的罪行，也就不奇怪了。反而说明他在伦敦的上司对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滚石’行动一直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都已了解这一点。利玛斯只是大概了解到吉勒姆领导的那个部门表面上仅仅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他怎么会想到那个部门其实是负责‘滚石’行动的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彼得·吉勒姆，作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曾在英国参与了对蒙特活动的调查。” 主席台后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抬了抬手中的铅笔，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费德勒问：“如果雷迈克是蒙特的同谋，蒙特为什么又要杀了他？” “蒙特那是不得已。雷迈克那时已经受到怀疑。他的女人说话不注意，已经使他暴露。于是蒙特决定现场处决他。蒙特先让雷迈克逃跑，然后杀他灭口。在那以后，蒙特又暗杀了雷迈克的女人。 “下面我要对蒙特的间谍活动作一些推测。1959年他回到德国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等他的回音。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蒙特是不是真心合作，所以他们先给了蒙特一些指令，等着看结果。他们愿意付蒙特钱，对他有很高的期望。那时候蒙特的官位还不高，还没有进入情报部门和党的高层。可那时他就能掌握一些情报了，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报告给了英国人。那时他只有自己和他的主子进行联系。我们估计他和英国方面的人在西柏林或北欧国家会面，他利用短期出差的机会，在那些地方接受英国人的讯问。起初英国方面肯定也很小心谨慎—那很正常—他们焦虑地对蒙特送来的情报进行分析、比对，怕蒙特玩双面间谍的把戏。后来英国方面逐渐认识到他们确实捕到了一条大鱼。蒙特一直以工作认真、高效著称，可他把这些用到了进行卖国勾当上。开始的时候，我猜测，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还根据利玛斯提供的证据，英国方面在开头的几个月内没敢让蒙特发展间谍网，而是让他单独行动。英国方面直接和他联系，付钱给他，绕开其在柏林的机构而直接对蒙特发指令。英国方面为此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以吉勒姆为首的小部门（吉勒姆是在英国对蒙特策反的人）。那个部门的真正职能即使在伦敦也是保密的，只被一部分特定的人知晓。他们运用一套称之为‘滚石’的方法付钱给蒙特，可以肯定英国方面对蒙特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视。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尽管利玛斯还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蒙特是间谍这件事，实际上他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蒙特送过钱，而且他从雷迈克手上得到的情报，实际上是蒙特搞来后，通过雷迈克和利玛斯送到伦敦去的。 “到1959年底，蒙特通知他伦敦方面的主子，说他在我们党中央找到了一个人充当他和伦敦方面的联络人。那个人就是卡尔·雷迈克。 “蒙特是如何找到雷迈克的呢？他不怕雷迈克拒绝为他做事吗？大家不要忘了蒙特的特殊地位：他能接触到所有的秘密文件，可以进行电话窃听，可以私拆信件，可以派人监视。他还可以随意对人进行审讯，可以用手中掌握的生活丑闻要挟对方。总之，即使他不能把人拉下水，也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不暴露。”费德勒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完全滥用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恢复了以前的语调，接着说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伦敦方面的伎俩。他们将蒙特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他们默许蒙特招募雷迈克进来，部署蒙特和英国驻柏林机构间的非直接联系，也就是通过雷迈克和德·扬以及利玛斯联系。所以大家应该这样来理解利玛斯提供的信息，这样才能了解蒙特的卖国行为。”他转过身来，直接面对蒙特，大声说：“你是阴谋家，恐怖分子。你出卖了人民的利益！” “我的话基本结束了，仅还有一点要说明。大家一直以为蒙特是人民忠诚而尽职的战士，那是因为他除掉了所有可能揭发他罪行的人。他以保卫人民利益为名，干着法西斯卖国勾当。并且设法一步一步在我们‘部门’里往上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吗？为此，一直在护着卡尔·雷迈克的他，发现雷迈克已经被人怀疑的时候，立即就下令将雷迈克当场处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派人杀死了雷迈克的女人。请你们向中央汇报看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这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残忍、恶毒。对汉斯·迪爱特·蒙特来说，判他死刑都是轻的。” 21 证人 法庭主持人转向坐在费德勒对面那个穿黑西装的小个子男人。 “卡尔顿同志，你是蒙特同志的辩护人。你要对证人利玛斯进行问话吗？” “要问的，要问的，我这就开始。”他回答说，接着费力地站起来，戴上他的金丝边眼镜。他看上去很慈祥，有点土气，头发全白了。 “蒙特同志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发言了，说话的音调掌握得很好，听起来很顺耳，“利玛斯没有说真话。而费德勒同志出于无意或出于恶意落入了敌人意在破坏我们‘部门’的阴谋。这会极大影响到保卫国家的机关部门的声誉。我们都知道卡尔·雷迈克是一名英国间谍，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可我们不认为蒙特是他的同伙，不认为蒙特因金钱而叛党。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蒙特有罪，有的是费德勒同志被权力冲昏头脑所编造出的臆想。我们可以发现，利玛斯从柏林回到伦敦后，就开始演戏了。他迅速变得堕落、酗酒和负债，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还摆出一副反美的姿态。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我们‘部门’的注意。我们相信，英国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套陷害蒙特同志的方案，包括存钱到外国银行，再把取钱的时间和蒙特出差的时间吻合起来，编造一段吉勒姆说过的话，让我们知道头儿和雷迈克曾撇开利玛斯单独会谈等等，都是其阴谋的组成部分。而费德勒同志的野心被英国方面得知后，就策划借他之手来除掉—实际上是谋害—蒙特。现在我们国家忠诚的卫士蒙特正遭受着死亡的威胁。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致力于颠覆、破坏我们国家，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人觉得奇怪吗？在柏林墙建立，西方间谍难以进入的情况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诡计可以实施？我们正是中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而我们把费德勒同志往好处想的话，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往坏处想的话，他是和帝国主义间谍合谋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全，残害无辜。” “我们也有一名证人。”他和气地对法庭人员说，“是的。我们也有证人。难道长期以来蒙特同志对费德勒所热衷的阴谋一无所知吗？真的是那样吗？其实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费德勒要动坏脑筋了。而正是蒙特下令对伦敦的利玛斯进行策反。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那又怎么会去冒那个险呢？难道他疯了吗？ “当在海牙对利玛斯的初始审讯报告送到了中央以后，蒙特同志难道会看都不看扔掉吗？当利玛斯来到我们国家后，费德勒急着要对他进行单独审讯，并且不上报审讯结果的情况下，难道蒙特同志就迟钝到对费德勒的行为一点都没有察觉的地步吗？其实当彼得斯从海牙发回第一份审讯记录的时候，蒙特看到上面记载的利玛斯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日期后，一眼就看出那是个阴谋，一个针对蒙特本人的阴谋。那些日期确实和蒙特出差到丹麦和芬兰的日期相吻合，因为那是伦敦方面特别选定的。蒙特对费德勒所谓的‘早期迹象’一清二楚，蒙特本人也在‘部门’内部追查内奸…… “所以一旦利玛斯来到民主德国，蒙特就饶有兴趣地看着利玛斯用暗示和歪曲的手段引起费德勒的怀疑。利玛斯手段高明，从不把戏演过头。他怀着险恶的用心，貌似无意地把人引入歧途。阴谋的基础打好后，费德勒把它和黎巴嫩那个提供情报的人再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在我们‘部门’内部潜伏着内奸…… “他们干得还挺漂亮。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是英国方面在损失了雷迈克、遭受重创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蒙特同志尽管有所防备，英国方面还是在费德勒的帮助下，实施了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蒙特下令对利玛斯在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到利玛斯退职后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细节。他希望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找到对手的破绽。他认为利玛斯在长期的阴谋活动中，面对贫困、酗酒、堕落以及孤独，会露出他的马脚。利玛斯有可能会去找个伴，最可能去找个女伴，会渴望有肌肤之亲，会试图找回真实的自我。蒙特同志算准了。就连利玛斯那样有经验的特工也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是人都难免……”他说到这里微笑起来，“大家很快就会见到证人，证人就在这里，蒙特同志早有防备，所以把证人找来了。我马上就会招证人上来。”他像是要开个玩笑，卖个关子。“在此之前，我还要对这位阴谋害人的阿历克·利玛斯先生问一两个问题。” “你说，”他开始问，“你是一个阴谋家吗？” “别犯傻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你清楚，是你们来找我的。” “是的，没错。”卡尔顿说，“你真高明。这个问题先不谈。我问你，那时候你是身无分文吗？” “可以那么说。” “会有朋友借钱给你吗？或者送钱给你？或者帮你还债？” “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在这里了。” “一个都没有？就不会有一个好心人或者一个你几乎忘记的朋友去帮你一把，帮你摆脱债主或帮你做些什么吗？” “没有。”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乔治·史迈利吗？” “当然认识。他也在圆场工作。” “他已经离开英国情报部门了吗？” “在芬南案件结束后就离开了。” “啊，也就是和蒙特有关的那件案子。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一两次。” “是在你离开圆场后见到的吗？”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不是。”他说。 “他没去监狱探望你？” “没有，没人探视过我。” “在你进监狱前呢？” “也没有。” “就在你出狱那天，有人和你搭上了，是那个叫阿什的男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一天你和他一起吃了午饭。你们分手后，你去了哪里？” “记不得了。可能是去了酒吧。想不起来了。” “我来帮你回忆吧。你最后去了舰队街，在那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接着不停地换乘汽车、地铁和出租车，那不符合你这样有经验的人的习惯。最后你到了切尔西，还记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报告。那份报告我带来了。” “也许你说得没错。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乔治·史迈利就住在那附近，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有人开车送你到达那里的时候，据我们特工报告，你去了那条街的九号，那里正好是史迈利的住处。” “那是胡说。”利玛斯认真地说，“我那时要去‘八铃’酒吧，是我常去的一家酒吧。” “乘私家车去酒吧？” “那也是造谣。我是乘出租车去的。我有了点钱，就想把钱花了。” “可你在那之前为什么要绕那么多路呢？” “没有那回事。他们可能是跟错人了吧，那也是可能的。” “我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你觉得在你离开圆场后，史迈利不可能想着去找你吗？” “天哪，不可能的事情。” “在你被关进监狱，在你靠别人施舍度日，在你遇见阿什以后，他都没有去找过你？” “没有。我不明白你要说明什么，卡尔顿。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时候就算遇见史迈利，我们也不会相认。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卡尔顿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扶了扶眼镜，特意看了看面前的资料。 “哦，是啊。”他说，接着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当你要求那个杂货商赊账的时候，你身上有多少钱？” “没有钱。”利玛斯随口答道，“在那之前一周或者更长时间里，我就没钱了。我想是那样的。” “那你怎么生活？” “凑合着过。我那时病了，发烧。一周几乎都没有吃东西。所以后来有些失常—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可那时候你在图书馆还有工资没有领取吧？”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利玛斯厉声问，“难道你……” “你为什么不去领工资？有了钱，你就不用求人赊账了，不是吗？利玛斯。” 他耸了耸肩膀。 “我忘了。也许是因为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 “我明白了。你能肯定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吗？” “不能肯定，我是这样猜的。” “好，谢谢你。我就问到这里。”利玛斯坐下的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粗壮而丑陋，身穿灰色制服，手臂上有臂章。丽兹就站在那女人的旁边。 22 法庭主持 她慢慢地走进法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像刚睡醒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光线很强的地方一样。利玛斯已经忘了她还那么的年轻。当看到他坐在两名卫兵之间时，她停了下来。 “阿历克。” 她边上的女卫兵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刚才利玛斯站的地方。法庭里鸦雀无声。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主持人突然问道。丽兹两只长手臂放在身体两边，手指也都伸直着。 “你叫什么名字？”女主持人提高声调又问了一遍。 “丽兹·戈尔德。” “你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吗？” “是的。” “你是去莱比锡学习的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 “1955年。不，我想是1954年……” 突然出现人体移动的声音、凳子被撞开的声响，还有利玛斯的喊叫声。利玛斯沙哑、高亢而刺耳的声音充满了全房间。 “你们这些浑蛋！快把她放了。” 丽兹惊恐地回过头来，看到站起来的他脸涨得通红，衣服凌乱。一名卫兵正用拳头打他，两个卫兵都在打他，几乎把他打倒。接着把他双臂反剪得很高，迫使他低下头，并且左右推搡他。 “如果他再动，就把他架出去。”主持人命令道。她对利玛斯点了点，警告他说：“以后会给你说话机会的，等着。”她转向丽兹，尖锐地问：“你连入党日期都说不清？” 丽兹没有说话。主持人等了一会儿，只有耸耸肩膀。接着她身体前倾，眼睛紧盯着丽兹问：“丽兹，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知道吧？” 丽兹点点头。 “也教育过你绝不要就党对其他同志的处理意见提出质疑吧？” 丽兹又点了点头。“是的。”她说，“当然。” “今天就是党对你的一场考验。这儿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她突然加重语气说，“你明白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台上坐的这三个人在党里的职务都很高。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来的，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来。我们现在必须要问你一些问题，而你的回答异常重要。只要如实地、大胆地回答问题，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谁？”她低声问，“谁在受审？阿历克出什么事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蒙特说：“也许没人受审。请注意这一点，也许只有指控人，没有受审者。而且什么人受审并不重要。”她接着说：“不让你了解更多情况，是为了保证你作证的公正性。” 小房间里一片寂静。可丽兹说话的声音太轻了，主持人不禁本能地转头去听她说话。丽兹问：“是阿历克吗？是利玛斯受审吗？” “我告诉你，”主持人坚持说道，“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真的为你好。你老实回答，然后离开。这才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丽兹肯定是做了什么动作或说了什么别人无法听清的话，因为主持人又把身体前倾了。她这次很郑重地说：“听着，孩子。你想不想回家？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你别……”她突然停下，用手指着卡尔顿，含糊地说：“这位同志要问你一些问题，问题不会多。问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要如实回答。” 卡尔顿又站了起来，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像名教堂义工一样。 “丽兹，”他问，“利玛斯是你的情人，对吧？” 她点点头。 “你们是在那家图书馆认识的，你在那里工作，对吗？” “对的。” “在那之前你没有见过他？” 她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你有很多情人吗？丽兹。” 不知道她如何回答的，这时利玛斯又大骂起来：“卡尔顿，你不是人。”丽兹听到后，转身大声说：“阿历克，不要这样。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是的，”主持人冷冷地说，“他们会的。” “告诉我，”卡尔顿继续平静地问，“阿历克是共产主义者吗？” “不是。” “他知道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知道，我告诉过他。” “丽兹，你告诉他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要不要撒谎，难就难在这里。对方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人看着、听着、打量着她，她稍有差错，或许就会造成对阿历克的巨大伤害。可她只有了解情况才能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如果她说错了什么，也许就送了阿历克的命。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利玛斯现在身处险境。 “他那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卡尔顿再次问她。 “他笑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你认为他不在意？” “肯定不在意。” 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第二次发问，他眼睛半开半闭地问道： “你觉得那样的态度正常吗？他对社会发展和辩证法的必然性都不在意？”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回事。” “算了。”卡尔顿说，“告诉我，他是个快乐的人吗？他经常笑吗？” “不是，他很少笑。” “可当你说你是党员时，他却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 “我想他是看不起共产党。” “你认为他仇视共产党吗？”卡尔顿很随意地问道。 “我不清楚。”丽兹很无助地说。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吗？” “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他打伤了那个杂货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丽兹突然不再相信卡尔顿这个人了。讨厌他那哄骗人的口气和貌似忠厚的脸。 “我不知道。”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 “那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没结论。”丽兹干脆地说。 卡尔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好像有些失望，像是对忘词的学生一样失望。 “你知道，”他问出了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你知道利玛斯要去打那个杂货商吗？” “不知道。”丽兹回答说，她回答得太快了，卡尔顿听后过了一会儿才收起笑容，转为一副好奇又好笑的神情。 “到现在之前，到今天之前，”他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利玛斯是什么时候？” “他入狱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她回答说。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坚持着发问。丽兹很讨厌这样面对法庭站着，希望能转过身来，希望能看到利玛斯的脸。那样的话，起码能从他的形态上得到一些提示，她就能据此回答问题了。她心里越来越慌，因为以前到底说了些什么，指控和怀疑什么，她都不知道。他们肯定也知道她想帮阿历克，而现在自己却是这么的孤立无援—怎么就没个人帮她一把呢？ “丽兹，在今天之前你上次和利玛斯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又是那个问题，她真讨厌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人腻味。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她回答说，“他和杂货商打架前的那个晚上。” “打架？那可不是打架，丽兹。杂货商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很没有体育道德嘛！”卡尔顿笑着说。可那笑声令人害怕，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笑。 “告诉我，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和利玛斯见面的？” “在他的住处。他那时候病了，不能出门。他卧床期间，我去帮他烧饭。” “你给他买食品，帮他采购？” “是的。” “你真是好心人。肯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卡尔顿很同情地说，“你养得起他吗？” “我不是在养他。我从阿历克那里拿钱。他……” “哦，”卡尔顿厉声说，“就是说，他确实还有些钱？” 哦，天哪，丽兹想，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他没什么钱，”她马上回应，“很少，我知道的。最多一两个镑。他的钱不超过这个数目。那时候他付不起账单—没钱付电费和房租—那些费用都是在他走了以后，由一个朋友付的。是一个朋友帮助付的，不是阿历克。” “是啊。”卡尔顿平静地说，“是朋友付的，专门跑过来帮他还债。是利玛斯的老朋友吧，是他搬到那里住之前的朋友吧。你见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丽兹？” 她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那个好朋友还付了哪些账单，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犹豫？” “我说我不知道。”丽兹不客气地反驳。 “你刚才确实犹豫了，”卡尔顿解释说，“我是怕你一时想不起来。” “没有。” “利玛斯和你说起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一个知道利玛斯住处的有钱朋友？” “他从没有谈到过他的朋友。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朋友。” “啊！” 法庭里静得怕人，丽兹更是觉得可怕。现在的她像个混杂在正常人群中的盲童，她在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说出的话由现场听众进行判断。现在一片寂静，她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能挣多少钱，丽兹？” “一周六镑。” “你有存款吗？” “有一点，有几个镑。” “你自己要付的房租是多少？” “五十先令一周。” “房租很贵啊，是不是，丽兹？你最近付房租了吗？” 她无助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付？”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钱付了吗？” 她用很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收到了一份房租交纳收据，有人帮我付了房租后寄给了我。” “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眼泪从她的脸上滑落下来，“我不知道……请你不要再问了。我不知道是谁……六周前市里一家银行寄来的……是慈善机构做的……一共一千镑。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是慈善机构的礼物。你们什么都知道，不如你告诉我那是谁……” 她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她还背对观众站着。她抽泣的时候，双肩也跟着抽动。大家都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但仍然低着头。 “为什么那时候你就不问一问？”卡尔顿直接问道，“难道你经常收到匿名给你的一千镑吗？” 她没有说话，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问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对吧？” 她又用手捂着脸，点了点头。 “你猜是利玛斯或者利玛斯的朋友给你的，对吧？” “是的。”她费力地说，“我听别人说那个杂货商也得到了一笔钱，一大笔钱，是在案件判决后有人付给他的。那里的人对这件事情谈论很多，我知道肯定是阿历克的朋友……” “那就很奇怪了，”卡尔顿像是在自言自语，“很不寻常。”他接着说：“告诉我，丽兹。在利玛斯入狱后，有人和你联系过吗？” “没有。”她没有说真话。她现在知道，她可以肯定对方的问题是针对利玛斯的，是关于钱和他朋友的事情，以及那个被打的杂货商。 “你肯定吗？”卡尔顿问，他金丝边眼镜上的眉毛扬了起来。 “肯定。” “可你的邻居，丽兹，”卡尔顿耐心地反驳说，“你的邻居说有两个男人来找过你，就在利玛斯被判刑以后。丽兹，那两个人难道是你的情人吗？像利玛斯那样的，你随意结交的情人？谁给你了那笔钱？” “阿历克不是我随意结交的情人。”她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 “可他确实给了你钱。那两个男人也给了你钱吗？” “哦，天哪。”她抽泣着说，“不要问了……” “那两个是什么人？”丽兹没有回答，接着卡尔顿突然大声斥问，这是他第一次提高嗓门问：“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们乘轿车过来的。是阿历克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他们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停地问他告诉了我些什么……他们说如果有需要和他们联系……” “怎么联系？怎么和他们联系？” 最后她只有说：“他住在切尔西……姓史迈利……乔治·史迈利……让我打电话联系。” “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卡尔顿放下手中的资料，法庭回到死一般的寂静。卡尔顿指着利玛斯，胸有成竹地用更威严的语气说： “史迈利想知道利玛斯到底告诉了她多少情况。利玛斯做了一件英国情报机构绝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结交了一个姑娘，找了个女人诉说衷肠。”说到这里卡尔顿笑了起来，像是在讲一个很出色的笑话。 “他和卡尔·雷迈克如出一辙，犯了同样的错误。” “利玛斯对你谈过他个人情况吗？”卡尔顿接着问道。 “没有。” “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不是。我知道他曾在柏林工作，担任过公职。” “那他确实谈过他的情况，对吧？告诉过你说他结过婚吗？” 很长时间的沉默。丽兹点点头。 “他入狱后你为什么不去探望他？你完全可以去探望他的。” “我知道他不要我去探望。” “我明白了。你给他写过信吗？” “没有。不，写过一次……就告诉他，我会等他的。不过我想他并不会放在心上。” “你认为他并不想你等他？” “是的。” “当他服刑期满后，你就没有设法去和他联系？” “没有。” “那时候他有地方去吗？他有没有机会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会给他帮忙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你那时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和他的关系，对吗？”卡尔顿讥笑着问，“你又找到别的情人了？” “没有！我要等他……我一直等着他。”她平静了一下情绪，“我想等他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找到他？” “他不希望那样做，你不明白吗？他让我发过誓……不要去找他……永远不要……” “也就是说，他是故意要被关进监狱的了，不是吗？”卡尔顿带着胜利的神情说。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没办法回答你……” “在你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卡尔顿坚持问着，嘶哑的声音里有着欺负人的意味，“也就是他打杂货商前的那个晚上，他没有让你再次发誓？……有没有？” 她觉得非常的疲倦，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说：“有过。” “然后你就对他说再见了？” “我们相互说再见的。” “当然那是在吃完晚饭后吧。应该很晚的时候说的吧。那天你和他一起过夜了吗？” “晚饭后，我回家去……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逗了一段时间，去的地方忘了，就是在外面走走。” “他要和你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和我分手。”她说，“绝不是分手。他说他有件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要去找个人把账算清楚，是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事情结束后，有一天也许……他将……回来，如果我还在的话……” “可你说过，”卡尔顿用讽刺的口气提醒她，“你说过要永远等着他，没错吧？你会永远地爱着他？” “是的。”丽兹肯定地回答。 “他说过要给你送钱吗？” “他说过……他说如果事情还顺利的话……会有人照顾我的。” “所以后来你收到所谓慈善机构送来一千镑时，就没有多问，是不是？” “是的！是的，你说对了。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卡尔顿无动于衷地等着她停止抽泣。 “这就是，”他最后对面前的法庭人员说，“辩护方的证据。像这样一个感情控制了理智，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人，却被我们英国的同志们选为党的干部，我觉得非常遗憾。” 他看了一眼利玛斯，再严厉地盯了一眼费德勒，他接着说： “她是个傻瓜。可利玛斯遇到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反革命阴谋因为阴谋家们的生活堕落而暴露，这是早就有过的事情。” 卡尔顿对着法庭稍稍鞠了个躬，坐了下去。 他坐下后，利玛斯站直了身体，这次那两个卫兵并没有阻止他。 伦敦方面真是昏了头。他告诉过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当真—让他们不要管她。现在清楚了，他一离开英国—在那之前，甚至在他入狱后—就有傻瓜去帮着付账单、安抚那个杂货商和房东，还有照顾丽兹了。都是非常不明智的傻事。他们想要干什么—要害死费德勒，毁掉他们的情报员，破坏他们自己布置的行动吗？是史迈利出于他那害人的同情心做出的个人行为吗？现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丽兹和费德勒摆脱干系，自己把戏演下去。不过这样的话，他自己可能就难以保命了。只要能保住费德勒—如果可能的话—丽兹就还有脱身的机会。 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有一点他肯定，非常肯定，那天下午去史迈利家的时候没人跟着。还有钱的事情—他们怎么知道他在总部偷钱的事情？那件事情设计得仅让内部人知道的……他们怎么会知道？天哪，怎么会的？ 他迷惑、生气并且觉得羞辱，像走向绞刑架一样，慢慢地沿着过道往前走。 23 招供 “好吧，卡尔顿。”他脸色苍白，表情严峻。他仰着头，脸向一边微微歪斜着，像是在倾听远方传来的声音。他纹丝不动，这并不是因为他屈服了，而是由于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的整个身躯仿佛被钢铁般的意志所控制着。 “好了，卡尔顿，让她走吧。” 丽兹看着他，她的脸满是泪痕而变得难看，黑色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不，阿历克……不要。”她说。房间里仿佛再没有别的人，只有利玛斯挺直身体像个军人似的站着。 “别告诉他们，”她提高嗓音说，“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你不要管我……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阿历克，我真的无所谓了。” “闭嘴，丽兹。”利玛斯笨拙地说，“已经来不及了。”说着他转向主席台。 “她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情。放她走，送她回家。我就告诉你们一切。” 主持人快速地看了看她边上的两个人，考虑了一下才说： “她现在可以离开法庭，但在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前，我们不能送她回家。我们要再看看怎么安排。” “她根本就不知情，我告诉你们。”利玛斯大声说，“卡尔顿说对了，你们不明白吗？这是我们的一次行动，有计划的行动。这种事情怎么会让她知道！她只是一家破图书馆里受气的小姑娘—她对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她是证人，”主持人不客气地回答说，“费德勒可能也要问她问题。”这次不称费德勒为同志了。 费德勒听到有人提他的名字，仿佛如梦初醒。丽兹也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他。费德勒用他那深邃的棕色眼睛也看了她一会儿，接着露出浅浅的微笑，像是认出了她的种族。他个头不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但不紧张，这是丽兹对他的印象。 “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费德勒说，“利玛斯说得对，让她走吧。”他说话的声音很疲倦。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主持人问，“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你真没有问题问她了？” “她能说的都已经说了。”费德勒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双手，好像研究双手比关注法庭进程更重要似的。“事情基本清楚了。”他点点头，“放她走。她不能告诉我们她不知道的东西。”他又带着嘲弄的口吻说：“我没有问题问这名证人。” 一名卫兵打开了门，向外面叫了一声。法庭里很静，大家听到一个女人的应答声传来，接着是那人走近的脚步声。费德勒突然站起身来，挽着丽兹的手臂，领着她走到门口。她到门口时，回头朝利玛斯那边看去。利玛斯像个怕见血的人似的，躲避了她的目光。 “回英国去吧。”费德勒对她说，“你回英国去吧。”丽兹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女卫兵搂着她的肩膀，不是安慰而是怕她站不稳，把她领出了房间。卫兵关上了门。她的哭声逐渐消失在门外。 “我没什么多说的。”利玛斯开始说，“卡尔顿说得没错。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失去了卡尔·雷迈克，也就失去了东德地区唯一管用的情报员。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损失。我们不能理解—蒙特为什么能有那种先知先觉的本事。于是我回到伦敦去见头儿，还见了彼得·吉勒姆和乔治·史迈利。乔治其实已经退休了，在研究什么学问，研究哲学之类的问题吧。 “总之，他们一起策划了这次行动。就是派一个人去陷害他，这是头儿的原话。让对方自相残杀。为此我们设计了一套计划，史迈利称之为‘推理’。假使蒙特是我们的间谍，我们会怎样给他送钱呢，文件会是怎么样的呢，把那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彼得想起一两年前曾经有个阿拉伯人要把你们‘部门’的组织机构图卖给我们，那件事情也是他经手的，在那次交易中，我们把事情搞坏了。于是彼得就想将错就错，就装着我们是因为已经掌握了那些情报所以才拒绝那次交易的。这是个高明的计策。 “其他的情况你们都能想象出来了。我假装酗酒、出经济方面的问题，散布挪用公款的谣言等等。那都是些有计划的安排，我们让会计科一个女人还有其他几个人帮着散布那些谣言。他们把事情弄得像真的一样。”接着他有些自豪地说：“后来我选了一个星期六的早上，那时候人最多，演了那场打人的戏。使得当地的报纸—包括《工人报》—都报道了，以便引起你们的注意。事情就这样继续了下去。”他又轻蔑地说了一句，“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掘坟墓。” “掘你的坟墓。”蒙特平静地说。他惨白的双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接着说道：“也许还有费德勒同志的坟墓。” “你根本不应该怪费德勒。”利玛斯冷冷地说，“他正好被我们利用，你们‘部门’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想让你完蛋，蒙特。” “我们要让你完蛋。”蒙特肯定地说，“你谋杀了一名看守，还试图谋害我。” 利玛斯干涩地笑了笑。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蒙特。史迈利总是担心行动会出错，他说事态到后面可能会演变得无法控制。他变得有些糊涂了，这你也应该知道。自从芬南那件案子以后，也就是蒙特在伦敦干下那些事情之后，他就不一样了。据说这就是他离开圆场的原因。所以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管我账单和那个姑娘的事情。肯定是史迈利故意破坏这次行动，肯定是故意那样做的。他肯定是丧失了工作信心，当起老好人来了。那么艰苦的准备，行动进行得也很困难，最后却毁在他手里。 “不过史迈利很恨你，蒙特。我们心里都非常恨你，尽管我们嘴上不说。我们就是想和你玩场游戏，较量一下……现在很难说清楚了。我们知道已经被逼到角落了：以前输给了蒙特，这次我们干脆去除掉他。这就是一场赌博。”他转身向着法庭组成人员说，“你们错怪费德勒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伦敦方面怎么会在费德勒这样职位的人身上动脑筋呢？不过我承认，他们是要利用他。我们知道他恨蒙特。当然他完全有恨蒙特的理由。费德勒是个犹太人，对吧？你们大家都清楚，肯定知道蒙特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吧？” “我来说几句你们都不敢说的话：蒙特一直压着费德勒一头，同时还因此嘲笑费德勒的犹太人身份。你们都知道蒙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容忍蒙特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强，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才接着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就算费德勒不卷到这个事情里，其他人也会被牵涉进来的。我告诉你们，费德勒没有什么问题……思想坚定，你们是经常这样评价一个人的吧？” 他看着法庭桌边的人。他们不动声色，甚至有些好奇地看着他，眼神冰冷而从容。费德勒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似乎并不在意地听着。他满不在乎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利玛斯，你说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对吧？”他问，“像利玛斯这样的老手，一辈子从事间谍工作的人，居然会栽在了一个女人手上？按你们的话说，那个在破图书馆里受气的小姑娘手上？伦敦方面肯定知道那个情况，史迈利也不可能私自行动。”费德勒转向蒙特说：“这件事情很奇怪，蒙特。他们肯定知道你会对他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所以利玛斯才演了那些戏给人看。可他们居然会在事后给杂货商送钱，帮他付房租，还给那个姑娘付房租。这些不都是很让人费解的事情吗……像他们那么有经验的人……还送给那姑娘一千镑，并且那个姑娘还是个党员，应该是有些觉悟的人吧。不要对我说那全是史迈利良心发现才做出的事情。那一切都是伦敦方面的安排。真敢冒险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史迈利有一点说对了，我们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你们会把我带到这里来，我们想到了会把我带去荷兰，但没有想到会来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也从没有想到你们会把那个姑娘带来，我真是个傻瓜。” “可蒙特却不傻。”费德勒立即插嘴说，“蒙特知道要去找谁，他甚至知道那个姑娘能提供证据。我要说蒙特也太神通广大了，他甚至知道有人帮她付房租的事情—简直太厉害了。我的意思是，他怎么可能知道得那么多？她又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我了解那个姑娘，也理解她……她肯定不会把那种事情告诉别人。”他看了蒙特一眼。“也许蒙特能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知道那个情况的？” 蒙特犹豫了一下，利玛斯觉得他犹豫的时间稍长了一些。 “她自己表现出来的。”他说，“一个月前她把每月上交的党费增加了十个先令。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去调查她为什么能多交党费，并且调查清楚了。” “解释得太漂亮了。”费德勒冷冷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我认为，”主持人看了看身边的两个人说，“本法庭现在应该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当然，”她那冷酷的小眼睛看了费德勒一眼，接着说，“除非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费德勒摇了摇头，觉得这一切很有趣似的。 “那样的话，”主持人接着说，“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解除费德勒同志的职务，直到中央纪律委员会拿出对他的处理意见为止。 “利玛斯已经在押。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本法庭并没有执法权。人民检察官和蒙特同志一起将会对这个英国间谍和杀人犯作出他应得的惩罚。” 她透过利玛斯看了看蒙特。蒙特正盯着费德勒，眼光像给人套上绳索的刽子手一样，冷漠无情。 突然，利玛斯像是大梦初醒，完全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 24 政委 丽兹背对着女看守，站在窗前，茫然地望着外面的小院子，她估计那是犯人们放风的地方。她现在站的地方是一间办公室，电话旁边的桌子上放有食物，可她什么也没有吃过。她觉得不舒服，疲惫不堪。她的腿很痛，哭过的脸上发干，有种僵硬的感觉。她觉得身上很脏，很想洗个澡。 “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那个女人再次问她，“事情全过去了。”她说话不带感情，像是觉得她有东西不吃是个傻瓜似的。 “我不饿。” 女看守耸耸肩，“你可能要赶很多路，”她说，“何况到了那边也没什么吃的。” “你说什么？” “英国的工人们在挨饿，”她很得意地宣布，“资本家使他们吃不饱饭。” 丽兹想说些什么，却觉得说了也没用。此外，她也想知道，必须知道一些情况，而这个女人也许能告诉她。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吗？”女看守笑了，“你应该问问外面那些人。”她说着对窗外方向点了点头。“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是谁？” “囚犯。” “什么样的囚犯？” “国家公敌，”她马上回答说，“间谍、反革命分子。”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间谍？” “党知道就行了。党比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你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吗？”女看守看着她，摇了摇头说，“英国人啊！富人毁掉了你们的未来，你们却养肥了富人—你们英国就是这种情况。” “谁告诉你的？” 那女人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她似乎觉得很得意。 “这里是关间谍的监狱？”丽兹坚持问道。 “关的是那些没能认识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是那些忘乎所以的人，以及企图阻挡我们前进步伐的人，是关那些卖国贼的监狱。”她最后概括了一下。 “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只有消灭个人主义，才能建设共产主义。如果有臭猪在你的地方造猪圈，你就没办法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 丽兹惊奇地看着她。 “谁告诉你这些话的？” “我是这里的政委，”她自豪地说，“我就在这座监狱工作。” “你真聪明。”丽兹恭维她说。 “我属于工人阶级，”那女人尖刻地说，“必须打破脑力劳动者更优越的偏见。人不分等级，都是劳动者。不能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起来。你们学习过列宁的著作吗？” “那这所监狱里关的都是知识分子？” 那女人微笑着说：“是的。”她说，“他们是自称进步的反革命。他们借个人主义之名反对我们的政权。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评价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吗？” 丽兹摇了摇头。她一定要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必须让这个女人多说些话。 “他说，如果当时就把那几个作家杀了，也就不会出那种事情了。” “他们现在要杀谁？”丽兹迅速问道，“审讯后要杀谁？” “利玛斯。”她冷冷地回答，“还有那个犹太人费德勒。”丽兹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于是抓着椅背，费力地坐了下去。 “利玛斯犯了什么罪？”她低声问。那女人用狡诈的小眼睛看着丽兹；女看守体形高大，稀疏的头发梳到后脑勺，在肥胖的粗脖子后面挽成一个髻，满脸的横肉松弛无力。 “他杀了一名卫兵。”她说。 “为什么？” 那女人耸耸肩膀。 “还有那个犹太人，”她接着说，“合谋陷害我们党的忠诚卫士。” “他们也要杀了费德勒吗？”丽兹难以置信地问。 “犹太人都是一路货。”那个女人说，“蒙特同志知道怎么对付犹太人。我们这里根本就不需要他们那种人。犹太人如果入了党，就会认为党是他们的了。如果他们没有入党，就会认为党要迫害他们。据说利玛斯和费德勒合谋陷害蒙特。那些东西你不吃吗？”她指着桌上的食物问，丽兹摇了摇头。那个女人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说道：“那我就吃了。”“他们还给你送来了土豆。做饭的是你的情人吧？”她这种幽默情绪一直持续到她把饭吃得精光。 丽兹回到了窗前站着。 丽兹脑子里乱作一团，混杂着羞辱、悲伤和恐惧，然而，她忘不了利玛斯那可怕的样子，那是她和利玛斯的最后一面：他挺直身体坐在椅子上，回避了她的目光。是她害了他，以至于他不想在死前让她看到，看到他脸上露出的轻蔑和恐惧的神情。 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利玛斯事先把要做的事情告诉她—其实到现在她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会为他撒谎，为他掩饰，为他做任何事。可惜他没有事先告诉她！他应该了解她，他最终应该知道她一定会对他言听计从，她一定会和他同甘共苦的。她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分担他的一切啊。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怎么知道如何去回答那些别有用心的问题呢？她似乎引起了无尽的麻烦。她心绪不宁，浑浑噩噩之中，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有人告诉她，她每走一步路都要踩死成千上万的微小生物，她听了，吓得要命。这件事情中，无论她说真话还是假话，甚至不说话，她都无法避免地害死了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还有那个对她很客气，挽着她出门，让她回英国去的犹太人费德勒。他们要枪毙费德勒，那个女人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枪毙的是费德勒？而不是那个一直提问的老头，或者是那个坐在前排看守当中的人。那个人一直微笑着，她那时只要一转眼就能看到他那头金发，和那张微笑着的冷酷的脸。真是笑话。想到利玛斯和费德勒是一条战线上的，她不禁有些松了口气。她又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 “为什么我们要等在这里？” 女看守把面前的餐盘推开，站了起来。 “等命令。”她回答说，“他们将决定你是否要继续待下去。” “待下去？”丽兹茫然地问。 “事关证据问题。可能要审判费德勒。我告诉过你，他们怀疑费德勒和利玛斯合谋陷害。” “陷害谁呢？他怎么可能在英国陷害到这里来？他是怎么来的？他又不是党员。” 那女人摇了摇头。 “这是机密。”她回答，“是党中央关心的事情。也许是那个犹太人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吧。” “可你知道，”丽兹继续问，口气中带着讨好的意味，“你是监狱的政委啊。连你都不知道吗？” “有可能。”那个女人得意地回答，“这可是非常秘密的事情。”她重复说道。 电话铃响了，那女人拎起话筒接听。过了一会儿，她瞄了丽兹一眼。 “是的。同志。马上。”她说着放下了话筒。 “你还要待下去，”她生硬地说，“中央将对费德勒作出处理。在此期间，你要待在这里。这是蒙特同志的意见。” “谁是蒙特？” 那个女人一副很狡猾的样子。 “是中央的指示。”她说。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丽兹叫道，“我想……” “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那女人回答说，“你必须待在这里，这是党的指示。” “谁是蒙特？”丽兹又问她，可她还是没有回答。 丽兹跟着她慢慢地走过长长的过道，经过有卫兵把守的铁栅，以及铁门后悄无声息的房间，下了无数的台阶，走到地下，她简直认为要走到地狱去了。等利玛斯被处死时，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告诉她。 牢房外面的过道上传来脚步声，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晚上五点钟—也可能是午夜。她一直醒着，茫然地面对漆黑的四周，期望听到什么动静。她从来没有想到寂静会是这么可怕。有一次，她大叫一声，什么回声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声音在耳边环绕。在这里，声音在黑暗中传播，接着就像泥牛入海，了无回音。她坐在床上，伸手向四周划动。无所不在的黑暗是那么沉重，她像是在水中划动手臂似的。她知道，这间牢房很小，里面有一张床，她现在正坐着，还有一个不带水龙头的洗手池和一张简陋的台子。这都是在她刚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她一进来灯就灭了，她摸索着到了放床的位置，小腿还碰到了床架。上床后她一直待在床上，吓得发抖。直到她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接着门被突然打开了。 尽管她只能借助过道上的昏暗灯光分辨对方的身影，她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那人衣着整洁，身手敏捷，脸部轮廓分明，过道的灯光照在他那短短的金发上。 “我是蒙特。”他说，“跟我走，快点。”他压低的嗓音中透出无所谓，像是并不怕别人听到。 丽兹突然觉得非常恐惧。她想起了女看守的话：“蒙特知道怎么对付犹太人。”她于是站在床边，盯着对方，不知道如何是好。 “快点，你这个傻瓜。”蒙特向前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腕，“快点。”她就让他拉到了过道上。她迷惑地看到蒙特悄悄地把那间牢房的门重新锁上。他接着一把拉着她的手臂，拖着她一路小跑走过了第一条过道。她只能听到远处隐约有空调机的运转声，有时在旁边岔道上还有其他人的脚步声传来。她注意到有时候蒙特在走到过道交叉处会犹豫一下，有时候停下来伸头看一看再走。他一直走在前头，确认前方没人后，才示意她跟上。他似乎知道她会跟上来，知道为什么要跟着他似的，有点把她当同伴的意思。 他突然停下脚步，把钥匙插进一扇破旧金属门的锁孔里。她惊恐地等待着。他用力向外推那道门，接着一阵冬夜里清新的冷风扑面而来。他又很急切地叫她快点跟上。她跟着走下两级台阶，踏上一条穿过杂院的土路。 他们沿路来到一个精致的哥特式门洞，那里有大路可通了。门洞外停着一辆轿车，阿历克·利玛斯就站在车旁。 “离远点儿，”蒙特在她向前走的时候警告她说，“等在这里。” 蒙特一个人先走了过去。她看到那两个男人站在一起低声说话，似乎谈了很长很长时间。她的心怦怦直跳，因寒冷和恐惧而浑身发抖。蒙特终于回来了。 “跟着我。”他说，领她到了利玛斯身边。两个男人相互对望了一会儿。 “再见。”蒙特冷淡地说，“你是个傻瓜，利玛斯。”他又加了一句：“她和费德勒一样，都是贱货。”他说完就一言不发地快步走进了黑暗中。 她伸手要去拉他，他转身把她的手挡开。他拉开车门，点头示意她上车，可她犹豫着。 “阿历克，”她低声说，“阿历克，你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放你走？” “闭嘴！”利玛斯咬着牙说，“不要管那么多。听到吗？上车。” “他说要怎么处置费德勒？阿历克，他为什么放我们走？” “他让我们走是因为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上车去，快点！”在他超常的影响力下，她上车并且自己关上了车门。利玛斯坐上了她旁边的驾驶席。 “你和他达成了什么交易？”她坚持问道，语气中含着怀疑和恐惧。“他们说你合谋陷害他，说你和费德勒合谋。现在他怎么会又放了你呢？” 利玛斯把车启动后，沿着那条窄路快速行驶起来。路的两边是荒芜的田地，远处都是在夜色中隐现的山丘。利玛斯看了看他的手表。 “我们要在五小时内赶到柏林。”他说，“必须在十二点三刻前到达哥本尼克。时间应该很充裕了。” 有一段时间，丽兹什么都没说，只是透过风挡盯着车前的路，觉得很多事情似懂非懂，脑子里乱作一团。天上挂起了一轮明月，月光像是在大地上洒下了一片白霜。他们的车开上了高速公路。 “你是对我觉得内疚吗？阿历克。”她终于开口了，“所以你才想办法让蒙特放了我？” 利玛斯什么话也没说。 “你和蒙特是敌人，不是吗？” 他还是什么都不说。他现在把车开得很快，时速表上指示速度到了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高速路不太平整，她注意到他一直把车大灯开着，和对面车道的车辆迎面而过时也不关大灯。他身体前倾，双肘几乎快要抵在方向盘上。车开得很猛。 “会把费德勒怎么样？”丽兹突然发问，这次利玛斯回答了。 “他会被枪毙。” “那他们为什么不枪毙你？”丽兹马上接着问，“你和费德勒合谋陷害蒙特，这是他们说的。你还杀了一名看守。为什么蒙特会放你走？” “够了。”利玛斯突然大喊了一句，“我告诉你，告诉你那些你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好了。听着：蒙特是伦敦方面的人，伦敦方面的间谍。他在伦敦工作的时候被他们收买了。我们这次倒霉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蒙特，帮他对付那个聪明的小个子犹太人，使他摆脱开始被费德勒怀疑的局面。伦敦方面要借我们的手杀了他，杀了那个犹太人。现在你知道了吧，老天帮我们做到了。” 25 柏林墙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历克，”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我在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她的语气很平静，有些就事论事的意味。 “我也只能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和我们走前蒙特告诉我的情况进行一些推测，丽兹。费德勒对蒙特起疑，蒙特从英国回来后就引起了费德勒的怀疑，他认为蒙特是个双重间谍。他恨蒙特，那也不奇怪，他有理由恨蒙特，而且他对蒙特的怀疑也是正确的，蒙特确实是伦敦方面的人。由于蒙特一个人很难除掉已经有些势力的费德勒，所以伦敦方面就决定帮他把费德勒干掉。我知道他们很会设圈套，很会搞这种事情，知道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商讨这类计划。他们明白仅仅除掉费德勒并没有用处，因为费德勒会把他的怀疑告诉朋友，或者将之公之于众。所以必须彻底消除别人对蒙特的怀疑，让他重获大家的信任。这就是他们要为蒙特做到的事情。” 他把车换到左边的车道，想超过一辆大货车。而那辆大货车也突然换道，使他不得不猛踩刹车，才没有撞到车左边的护栏上。 “他们让我去陷害蒙特。”他简单地说，“他们说一定要杀了蒙特，让我来实施这次行动，并且是最后一次行动。所以我才去演那些戏，包括打那个杂货商……那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还包括找个女人？”她平静地问。利玛斯摇了摇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他接着说，“蒙特掌握了所有情况；他早就知道整个计划。他和费德勒一起安排把我接到这里。接着他让费德勒审讯我，因为他知道最终费德勒一定会中计的。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他们认为蒙特是英国间谍—而他确实是英国间谋。”他犹豫了一下。“要你做的就是让别人不相信我。而最终目的就是除掉费德勒，把蒙特从反革命阴谋中拯救出来。在通常情况下，情人必然做出这样的反应。” “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丽兹叫道，“老天啊，阿历克，他们连别人相爱这种事情也都了解吗？” “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没有都不要紧。他们选中你是因为你年轻、漂亮，并且是党员，还知道如果发出邀请的话，你会来德国。是职业介绍所那个叫皮特的人介绍我去图书馆工作，而皮特以前也是一名特工。估计是他们让他这样安排的。他们只要把你我放在一起工作几天就行了。就算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照样会去找你，给你送钱，造成一种我们之间有关系的假象。你明白了吗？也许还要装出一副热恋的样子。在这之后，他们只要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他们按我的要求给你送了钱，那就可以了。而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觉得更好办了……” “是的，是这样的。”她又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很下贱，阿历克，像是被人拉去配种的牲口一样。” 利玛斯没有说话。 “那样一来，你们部门就更没有什么觉得良心不安的了吧？剥削利用一个党员，比利用其他人更好？”丽兹接着说。 利玛斯说：“也许吧。他们不会考虑到这些的。一切都为了行动的便利。” “我本来会在这里坐牢的，对吧？蒙特就想让我关在这里，不是吗？他肯定觉得没必要冒险—因为我听到了太多情况，也能猜出太多的东西了。毕竟，费德勒是清白的，对不对？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她激动地问，“难道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 “哦，天哪！”利玛斯大声说。 “蒙特肯放了我，真是奇怪。就算是他和你达成交易的一部分，也是件奇怪的事情。”她沉思着自语道，“我现在成了危险人物了，不是吗？我们回到英国后，我是说：一个党员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不应该放我走啊。” “我是这样想的，”利玛斯回答说，“他是想利用我们逃跑这个情况来向中央证明，他们部门里还有费德勒的同伙，需要继续打击。” “打击其他的犹太人？” “让他有机会加强他的地位。”利玛斯简要地说。 “通过屠杀更多的无辜者？你好像对此一点都不在乎啊。” “我当然在乎。我觉得羞辱和气愤，觉得不自在。可是我们的背景不同，丽兹，我看那些问题不需要像你们那样是非分明。做这种事情的人都在冒险。现在是费德勒输，蒙特赢，伦敦方面赢，那就行了。这是一次很见不得人的行动，但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他音调越说越高，最后几乎是在喊叫。 “你这是在自我辩护，”丽兹大声说，“他们干的事情太恶毒了。你们怎么可以杀了费德勒—他是好人，阿历克。我知道他是好人，而蒙特……” “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啊？”利玛斯很不客气地说，“你们的党不是坚持要不断斗争吗？不是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吗？你们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就要日夜奋斗，进行无情的斗争吗？现在你至少保住了性命，我可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者要珍惜生命的—也许是我搞错了？”他又讽刺说：“我承认，是的，我承认你也可能被除掉，按规矩应该那样。蒙特是个十足的恶棍，他哪里会放你一条生路。他保证过要尽力保住你，可也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你在今天或者明年或者二十年以后都可能被害，还可能被害在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我也一样。不过我好像还记得共产党的目标就是摧毁所有阶级。我说得没错吧？”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掏出两根连同火柴一起递给了她。她点烟的时候，手指发抖，接着把一根烟递回给利玛斯。 “你已经全都想通了吧？”她问。 “我们正好是合适人选。”利玛斯还在说，“我为其他人觉得遗憾，为他们也卷进来感到遗憾。但是不要再抱怨那些事了，丽兹，你们党也有这样的原则：牺牲局部，换取整体利益，个人为集体献身。我知道这些事情都很丑陋，那些拉人下水的手段特别丑陋。” 她坐在黑暗中听着，一时间除了眼前不断消失的路，心里一片空无，只有近乎麻木了的恐惧。 “他们是让我爱上你，”她最后说，“你也取得了我的信任，让我爱上了你。” “他们利用了我们，”利玛斯毫不留情地说，“他们骗了我们，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你也看到了，费德勒差点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蒙特那时候已经被抓，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你们又是怎样才反败为胜的呢？”丽兹突然喊道，“费德勒是个好人、规矩人，他只是忠于他的职守。现在你们却把他杀了。蒙特是个间谍，是个叛徒，你们却保护他。蒙特是个纳粹分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他恨犹太人……你到底站在哪边？你怎么能……” “这场游戏里只有一个法则，”利玛斯反驳道，“蒙特是他们的人，他给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说，你就能明白了吧？列宁主义里就有和恶魔临时结盟的教导。你以为间谍都是些什么好人吗？以为他们是牧师、圣徒或者是烈士？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些手段卑鄙的傻瓜，一群叛徒，是啊，还有酒鬼、恶棍和变态狂，是些滥杀无辜充英雄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像和尚一样坐在伦敦衡量什么是对与错吗？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杀了蒙特，我非常讨厌他那种人。可现在还没到时候。遗憾的是他们现在还需要他。他们需要他是为了保护你重视的那些不起眼的老百姓，让平常人晚上能安心睡觉。需要他是为了保护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可对费德勒来说呢—你心里一点也不觉得不安吗？” “这是一场战争，”利玛斯回答说，“是一场小规模、近距离的战争，有时会牺牲无辜，非常的残酷和丑陋。这些我都承认。但是，这比起其他战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战争—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哦，天哪！”丽兹放软口气说，“你也不了解情况，你也不想那样做，你就是这样来说服自己的。他们做的事情也太恶劣了，他们羞辱无辜，羞辱利用我和任何可以利用的人。借我们无辜人的手去害人、杀人……” “我的老天啊！”利玛斯叫道，“有史以来人类不都是这样吗？我什么都不信，你不明白吗？我不认同破坏，也不相信无政府主义。我讨厌、非常讨厌杀人，不过我知道他们也是不得已。他们不会说教，不会说那些大道理，不造舆论让人们为和平或是为上帝等等而战斗。他们是一群不让那些信仰鼓吹者相互无耻地吹捧的可怜虫罢了。” “你错了，”丽兹无助地说，“他们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邪恶。” “就因为你当我是个流浪汉的时候，还和我做爱吗？”利玛斯很粗鲁地问。 “因为他们轻视真和善，轻视爱，轻视……” “是啊，”利玛斯认同说，突然觉得很累，“这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憎恨上帝和卡尔·马克思，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 “你也不例外，”丽兹接着说，“你和蒙特之类的人一样，我早就应该想到了。我是个被人愚弄的傻瓜，对吧？对这些，他们和你都根本不在乎。但是费德勒不同……你们……都当我是个……当我是个玩偶……你们都是一路货，阿历克。” “哦，丽兹，”他有些绝望地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就相信我吧。我真的很恨这些事情，恨透了，我也厌倦了。可这就是现实，这是一个发疯了的世界。我们只是被人稍微利用……这种事情世界上到处都有，老百姓受到欺骗和误导，生命被践踏，众多的人被关被杀，被无缘无故地消灭。你不像我那样曾看到很多人死去，丽兹……” 他说话的时候，丽兹想起了监狱里那个荒凉的院子，想起那个女看守说的话：“监狱关的是那些忘乎所以的……那些企图阻挡我们前进步伐的人。” 利玛斯突然紧张起来，透过风挡紧紧地盯着前方。借着车的前灯，丽兹隐约看到车前有个人影。他们车开近的时候，那人手上拿着的小手电筒一闪一灭。“就是他。”利玛斯低声说。说着关掉了车灯和发动机，让车静静地往前滑行。他们接近后，利玛斯侧过身去，把车后门打开了。 那人上车的时候，丽兹没有回头看。她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看着落在前面街道上的雨。 “按时速三十公里行驶，”那个男人说，口气紧张而害怕，“我给你指路。到地方后你们必须下车跑到墙边。探照灯会照在你们要翻越的地方，站在探照灯光束里别动。等探照灯光束移开后再开始爬。你们有九十秒的时间爬过墙。你先爬，”他对利玛斯说，“姑娘跟在后面。在墙的下方有铁的横档，到了墙上部就要靠你们自己爬上去了。你可以骑在墙头上，把姑娘拉上去。你们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利玛斯说，“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 “你按三十公里的时速开，我们大约在九分钟内就可以到达。探照灯在一点零五分准时照在那里的墙上。他们只给你们九十秒钟，不会再多了。” “那九十秒钟过后会怎么样？”利玛斯问。 “他们只给你们九十秒的时间，”那男人又说了一遍，“不然就太危险了。只有一个班次的士兵被通知到，他们以为你们是渗透到西柏林去的特工。他们也被通知说不能让你们过去得太容易。九十秒的时间应该足够了。” “但愿如此吧。”利玛斯冷冷地说，“你们用的是什么时间？” “我和那个班次的领队中士对过表。”那个男人说。车后有灯光亮了一下又灭了。“现在是十二点四十八分。我们必须在一点欠五分离开这里。还要等七分钟。” 他们无声地坐着，只听到雨点打在车顶上的声音。前方是一条笔直的石子路，每隔几百米有盏破旧的路灯。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天空上不时有探照灯划过，不停变换的光亮强度，像火光在跳动。 “那是什么？”他指着那些灯光问。 “传递信息用的。”那男人回答说，“用探照灯光编码，把一些新闻简要发到东柏林去。” “哦，这样。”利玛斯低声说。他们离路的尽头已经很近了。 “没有回头路可以走。”那个男人接着说，“他告诉过你吗？你们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我知道。”利玛斯回答。 “如果出问题的话，如果你们摔倒了或者受伤了也不要回头。他们在墙边警戒区域内，只要看到人就会开枪。你们一定要翻过墙去。” “我们知道。”利玛斯又说了一次，“他告诉过我们。” “你们一下车就到了警戒区域。” “我们知道，你不要说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你开这辆车回去吗？” “你们一下车，我就把车开走。这对我也是很危险的事情。”那男人回答。 “太不幸了。”利玛斯冷冷地说。 大家又都不说话。利玛斯过了一会儿开口问：“你有枪吗？” “有。”那男人说，“可我不能把枪给你。他说我不能给你枪……他知道你肯定会要枪的。” 利玛斯无声地笑了笑。“他会的。”他说。 利玛斯将汽车发动，一时间觉得声音很响。汽车慢慢地向前开去。 他们开出去大概三百米，那男人激动地低声说：“向右，再向左。”他们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有空着的摊子，车子困难地在其中穿行。 “向左，马上！” 他们又快速地拐了个弯，进入两幢大楼之间，像是来到了一个死胡同。前面上方还有衣服晾在外面，丽兹在想他们是不是要从那些衣服底下穿过去。就在车似乎快要开到尽头的时候，那个男人说：“再向左，顺着路开。”利玛斯把车开上路沿，穿过人行道进入一条小巷。巷子一边是破损的围栏，一边是没有窗户的建筑物。他们听到上面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利玛斯随即低声说：“哦，闭嘴。”同时费力地转过一个九十度的弯，眼前马上出现了一条大路。 “往哪边？”他问。 “一直开过去，经过那家药店，在药店和邮局当中，就是这里！”那男人身体靠得很前，脸几乎和他们两人并排了。他把手从利玛斯这边伸到了风挡上指路。 “坐回去。”利玛斯恶狠狠地说，“把你的手拿开。你这样乱挥手，我哪里看得清楚？”他猛地给车挂上一挡，快速地通过了那条很宽的路。他向左瞄了一眼，惊讶地看到勃兰登堡门就在三百米开外，下面还聚集了很多可怕的军用车辆。 “我们往哪里开？”利玛斯突然问道。 “就快到了。你现在开慢一点……左，左，向左！”他叫道。利玛斯猛打方向，及时转了过去。他们的车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一个院子里。附近房子的窗户有些没有了，有些被封上，门洞也是空荡荡的。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道门。“走那边，”黑暗中传来急迫而低沉的命令，“过去后马上右转。在你右边会有一个路灯，再后面是一个破碎的路灯。到了第二个路灯处把车熄火，让车往前滑行，直到看见一个消防龙头为止。那就到地方了。” “你为什么不来开车过去？” “他说要让你开车，他说这样更安全。” 他们穿过门后立即向右急转，开上了一条漆黑的窄路。 “关灯！” 利玛斯把车灯关了，慢慢地向第一个路灯开去。他们能看到后面还有一个路灯，一个不亮的路灯。关掉车子引擎，无声地向前滑行。过了二十米，他们依稀看到有个消防笼头。利玛斯刹车，车停了下来。 “我们这是在哪里？”利玛斯低声问，“我们刚才穿过的是列宁大街，对吧？” “是格雷弗斯沃尔德大街。我们刚才是向北方向开，我们目前在勃瑙大街的北面。” “靠近潘柯？” “差不多吧。你看。”那个男人指着左边一条小路说。再远些地方能看到一段墙体，在探照灯的光影下呈灰棕色。墙顶布有三股铁丝网。 “姑娘怎么爬过那些铁丝网？” “你们要爬的地方，铁丝网已经被剪掉，留出了一个小口子。你们还有一分钟赶到墙边去。再见。” 他们下了车，三人都下了车。利玛斯挽起丽兹的手臂，她像是被弄痛似的，吃了一惊。 “再见。”那个德国人说。 利玛斯只说了一句：“等我们过去以后再发动汽车。” 丽兹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看到一张焦急的脸，一张想要表现得勇敢的男孩的脸。 “再见。”丽兹说。她挣开利玛斯的手臂，跟着利玛斯走进那条通往墙边的小路。 他们刚走进小路就听到后面有汽车发动的声音。他们马上转身，快速地往回跑。 “浑蛋，不是东西。”利玛斯低声骂道，看着那辆车往后倒着开走了。 丽兹几乎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26 风雨归来 他们走得很快，利玛斯不时回头，确认丽兹跟了上来。他到了小路尽头处停下，躲进门廊阴影中，看了看手表。 “还有两分钟。”他低声说。 她没有说话，盯着前方的柏林墙，以及墙后面的废墟。 “还有两分钟。”利玛斯又说了一遍。 他们前方是一片长三十码的地带，两端接着墙体。在右边七十米左右的地方有座瞭望塔，塔上的探照灯不时向这边照来。天上下着小雨，探照灯光束显得昏黄，最终消失在远方。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任何声响，像个空荡荡的舞台。 瞭望塔的探照灯开始沿着墙向他们这边照过来，断断续续地。灯光停在墙体某处时，就能看到墙上的那些匆忙砌在一起的砖头和灰浆。他们看到光束在他们前方停下。利玛斯看了看手表。 “准备好了吗？”他问。 她点点头。 挽着她的手臂，他不慌不忙地穿过那个地带。丽兹想跑，可被他紧抓着没办法跑。他们现在走过了一半的距离，探照灯明亮的半圆形光束往他们前面照去，就在他们的头上。利玛斯把丽兹紧紧地拉在身边，像是怕蒙特反悔而把她在最后时刻夺走似的。 他们快到墙脚的时候，光束射向北面去了，使他们一时间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仍然抓着丽兹的手臂，利玛斯摸索着领她向前走。他把左手伸在前面，直到碰上那粗糙的煤渣砖墙体。他摸到墙以后，往上看去，墙顶有三股铁丝网，网上有吓人的倒钩。在墙的下部墙体上有一些金属桩，和登山者打的脚桩很像。利玛斯抓着最高处的金属桩，快速往上一直爬到墙头。他猛地一下拉开墙头下层的铁丝网，那里的铁丝网确实有个缺口。 “快点。”他急迫地低声说，“开始爬。” 他人平趴在墙头上，俯身抓着了她伸上来的手，开始慢慢地向上拉她，她踩上了第一个金属桩。 突然，整个世界都像是燃烧起来。从四面八方，无数的灯光汇聚在他们身上，丝毫不差地全照着他们。 利玛斯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转过头去，同时疯狂地拉着丽兹的手臂，现在丽兹荡在了半空中。他以为她没有站稳滑下了，所以拼命地叫着，还在往上拉她。他这时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各种颜色在奇怪的跳动。 接着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警报声、疯狂喊叫的命令声。他骑在墙头，抓住她的两条手臂，开始一点一点把她拉上来，他自己都几乎掉下墙去。 再后来他们开枪了—先是单发，接着又是三四枪。他感到她浑身抖了抖，细长的手臂从他手中滑落。这时他听到靠西方的墙那边有人在用英语喊着： “快跳，阿历克！跳，朋友！” 所有的人都在喊，英语、法语和德语混杂在一起。他听到史迈利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 “那个姑娘呢，那个姑娘在哪里？” 他用手遮着眼睛往下面的墙脚处看，终于看到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踩着上来用的那些金属桩，又爬下墙去，站在她的身边。她死了，脸扭向一边，黑发遮在她的脸上，像是要为她遮挡风雨。 他们好像犹豫了一会儿，再次开枪了。之前有人喊出了命令，一时间并没有人开枪。最后他们还是开枪打中了他，开了两三枪。他愤怒地看着四周，像头斗牛场上盲目的公牛。他倒下的时候，看到了那辆被两辆大货车夹在中间撞毁的小轿车，车上的孩子们还在窗后快乐地挥动着小手。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